儒家私学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ou邹〕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是儒家私学的创始人。孔子大约在30岁时，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后渐渐有了名声，弟子也越来越多，孔子私学成了规模很大的教学团体。孔子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即教育的对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贵族与平民，均可入学。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组成的，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孔子私学教育的对象从贵族推广到广大平民，适应了当时士阶层兴起的要求，顺应了学术、文化下移的潮流，这在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从政人才，即所谓的“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优”原意为“饶也”、“宽也”、“裕也”，即“有余力”的意思。这句话是说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所谓“有余力”，即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去学习，引申意为学得比较宽些、深些、好些、优秀一些再去做官。“学而优则仕”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习或虽学习而不优，就没有资格做官。这对于西周时代的世袭世禄制度来说，是一个大批判，大进步。因为在西周，做官的资格是由世袭法获得的。当时在选用人才方面大量存在着“不学而仕”、“仕而不学”或“学而不优”等现象。贵族子弟在进学校之前，已经是当然的候补官吏了，当时不存在“学而优则仕”的要求，他们进学校学习不过是学一点与自己的贵族身份相称的知识而已。

孔子私学继承了西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传统，教育学生广泛地学习“六艺”的知识技能，由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对“君子”在德才两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在教育内容方面比西周的“六艺”较为广泛而深刻。在他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可搜集到的历史文化材料，精心加以整理，编著成教学用书，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历代相传的“六经”，基本上是经过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断整理、补充而流传下来的。

(1)诗经 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抄本有3000多篇，孔子对此做过搜集、整理、校勘工作，存留305篇。作品大概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分为三类：一为“风”(即民歌);二为“雅”(即宫廷之乐);三为“颂”(即宗庙之乐)。孔子说，“诗”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是“思无邪”，即其思想内容都合于“周礼”的准则。诗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孔子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说：《诗》“可以兴”，即诗有比喻联想，托物寄兴的特点，容易培养青少年的联想力，以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诗》“可以观”，也就是说通过学诗，可以观察到社会习俗的盛衰，以培养青少年的观察力。《诗》“可以群”，是说通过学诗，来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以培养青少年的合群性，增进其相互情谊。《诗》“可以怨”，是说通过学诗，运用讽刺形式，批评政治得失，以培养青少年学习讽刺的方法。归结起来，学习诗经，可以教育青少年懂得“事父、事君”的伦常道德，培养忠君孝父的道德情操。此外还可以学一点自然常识，诸如“鸟兽草木之名”。

(2)书经 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官方的政治历史文献汇编成《书》(称为《尚书》)。它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西周初年的重要历史材料，编《书》经的目的是为了总结保存，并向青少年传授奴隶制国家的统治经验。

(3)礼经 即周礼，包括奴隶制的宗法等级世袭制度、道德规范和相应的仪节。孔子是重视礼的，他说：“为国以礼”，“不学礼，无以立”。他认为立国要以礼制为核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强调“礼”必须以“仁”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离开了“仁”，“礼”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求达到“礼”和“仁”的统一。所谓“仁”，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精神，“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对统治阶级内部要讲忠、信、恭、敬，对劳动人民要讲宽、惠。这样便于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他是主张把“仁”的精神贯注到“周礼”之中去的，“周礼”经过“仁”的充实才可发挥“和为贵”的作用。孔子还提出了一个正名思想，其实质在于呼吁社会权威。可以推想，当时正值春秋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多种秩序并存，人心浮动，谁都不怕谁，谁说了也不算，没有权威性。所以孔子就大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在君的位置，像君的样子;臣要在臣的位置，像臣的样子;父要在父的位置，像父的样子;子要在子的位置，像子的样子。其目的在于要维护必要的权威意识，这个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新旧权威相互转化时期，要注意防止权威领域出现空白，否则社会失控是难以避免的。

(4)乐经 “乐”即音乐。“乐”与“诗”相连，分别来说，“乐”谓乐曲，“诗”谓歌词，合而言之，“乐”也包涵“诗”。“乐”与“礼”相配合，进行政治道德教育，其作用在于陶冶情操。孔子说一个人的修养应该从学“诗”开始，以激发情感和意志;进而学“礼”，以约束其言行;再学“乐”，以形成其性格。这就是他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不仅是音乐爱好者，很可能十分内行。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别人唱得好听，他一定要求别人再唱一遍，然后跟着别人再唱一遍。孔子在齐国听到舜时的《韶》乐，使得他“三月不知肉味”，说明他整个身心长时期地沉醉在“韶”乐里面。他评价“韶”说：“尽美矣，又尽善矣”，评价周武王时的“武”乐说：“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他提出了文艺的两条标准：一是政治道德标准，称之为“善”;一是艺术标准，称之为“美”。在这两条标准中，“善”是首要的，“美”是其次的，不过他还是主张“尽美，尽善”，即政治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完美的和谐与统一。这对形成中国古代的艺术传统和美育传统有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和美育传统注意朴素，淡雅，天真，含蓄，讲分寸，“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喜而不露，怒而不纵，含而不贫，勇而不莽，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和美育传统，就像中华民族的性格一样：既热烈又恬静，既深刻又朴素，既温柔又高雅，既微妙又直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和感染是深厚的。

(5)易经 也叫《周易》，大概形成于殷周之际，包括64卦及其卦辞、爻辞，另外还附有卦图、太极图、河图、洛书等图式。它本是一部推究阴阳变化预卜吉凶祸福的占卦书，但书中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如古天文学、古气象学、古代数学的成就，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复杂现象，并且对这些现象又力图作种种解释和说明，因此，它就不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孔子很重视《易经》，他读《易》，不厌反复，曾把串联《易》竹简的皮绳磨断过三次。晚年他说过：“让我多活几年，到50岁时去学习《易经》，便可以没有大过错了!”他不仅自己喜读《易》，而且还作为经典传授给他的学生。

(6)春秋经 《春秋》本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因为它是按年来编写的，所以就取一年四季中的春秋两字来命名，曰“春秋”。孔子对这部书是加工过的，作过一次修订，并把它用作历史教材。这部史书虽有明确的年月记载，但文字过简，记载的史实仅只是一个大纲或提要，事情的原委记载很不详细。于是后来就有人给它将史实补充叙述和进行评论。这些叙述和评论就叫“传”。给《春秋经》作过“传”的共有三家：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作的叫《春秋公羊传》，春秋末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叫《春秋左氏传》，还有一位鲁国人谷梁赤作的叫《春秋谷梁传》。

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代表了春秋时期以前的文化知识的一切领域，作为历史材料，是有价值的。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就是从史料价值上肯定了孔子传授六经的历史作用。

六经是孔子私学的主要课程，有人说，《诗》相当于文学课，《书》相当于政治课，《礼》相当于道德伦理课，《乐》相当于音乐艺术美育课，《易》相当于哲理课，《春秋》相当于历史课，这种说法虽不尽贴切，但也不无道理。

六经对于中国古代影响是深刻的。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喜欢遵守社会公德的，守规矩，讲礼节，这是受《礼》经的影响;中国人是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这是受《诗》与《乐》经的影响;中国人性格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关心政治，酷爱历史，追求哲理，这是受《书》、《春秋》、《易》经的影响。

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冷淡态度，这是一大长处，但孔子私学教育内容中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也较少，这又是一大短处。在孔子私学中，自然只是作为类比逻辑中的借喻物，没有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对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广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形成了轻自然、斥技术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科学技术相脱节，学校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排斥科学技术知识，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其私学教学中，创造出了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它的要点是：

(1)注意个性差异。孔子经常通过观察、问答等方式了解学生智能性格的差异，孔子即根据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往往不同学生问同一样的问题，而他的回答却不一样。如学生子路问孔子：“听到一个道理就马上去实行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了不去请示父兄就马上去实行呢?”另一学生冉求也问同一问题，孔子却说：“对，你应该马上去实行。”别的学生不理解孔子对同一问题却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孔子解释说：“冉求一向行为迟缓，所以我鼓励他大胆干;子路一向胆大好胜，所以我要他请示父兄。”

(2)善于启发诱导。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意思是说，教导学生，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学生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务使教学内容与方法适合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心理准备条件，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求知欲。

(3)学习与思考结合。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wang往〕，思而不学则殆〔dai怠〕”，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种看法已经接触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孔子还强调获取知识必须多闻、多见、多问，同时要求对学习的内容一定要经过思考，融会贯通，辨明是非，择善而从，由博返约，温故知新，才能闻一以知十，举一以反三。孔子还要求思考问题要抱虚心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凭空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对尚未明白的问题，暂时存疑，以待今后进一步探讨，认为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知。

(4)学习与行动结合。孔子要求学以致用，学习所得必须见于行动，即把知识运用到政治生活和道德实践中去。起初，他过分相信学生表态性的话，认为学生说的话都会实际去做的，于是“听其言而信其行”。后来发现学生言行脱节以后，才对学生提出了言行一致的要求：“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讨厌学生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认为言过其行是最可耻的。就道德修养来说，根本的要求是“迁善改过”。他说，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和道德修养，而不是用作装饰，给别人看。孔子深信人的智慧和道德都是在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从办私学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规模之宏大、私学生徒弟子之众多、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这是其他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在教育上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私学和荀子私学，他们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私学传统。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中期教育家、思想家，名轲〔ke 科〕，邹(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孟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明人伦”，教育学生明确并坚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原则。孟子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于私学教育，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趣。孟子私学特别重视人的内在能力的培养，主张发挥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内发的作用，认为教育的作用不是要自外注入人本来没有的东西，而是在于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促使人对先天“善端”的自觉，进而成为圣贤，从而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他强调“尚志养气”、“存心寡欲”、“改过迁善”、“反求诸己”，肯定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指出“仁者荣，不仁者辱”，鼓励人们“舍生取义”，坚持道义原则，并强调人们从艰苦和患难中磨练意志。孟子从性善论观点出发强调内向、存养扩充、自求自得，并要求努力找回已经失去的“善端”，防止外在不良环境的污染。孟子私学的这些理论和经验，虽有某些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已触及了制约教育的内在发展规律问题，对后世儒家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末期教育家、思想家，名卿，赵国(今山西南部)人。荀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圣人，而以学为圣人作为最高目的。荀子私学特别重视后天人为的作用影响，把教育看作是“外铄〔shuo数〕”后天的过程，所以强调“化性起伪”。所谓“伪”，即“人为”的意思，指用后天人为教育的方法来纠正和变化先天的本性。按照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顺着人的自然本性，必然发展为恶，而产生相互争夺，所以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外来作用改变和抑制人的内心本性，树立人为的道德观念，接受社会的约束，维护社会的稳定。荀子私学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知识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经典的传授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西汉的许多经学大师，在学术思想上大多是渊源于荀子学派。荀子私学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教师有绝对权威，因而能培育出像韩非、李斯这样在当时属于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