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不仅在数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材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后世的蒙学教育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r>宋元时期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础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蒙学每日功课主要是教儿童识字、习字、读书、背书、属对、作文等,同时也向他们进行基本道德规范的教育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
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所以这时期的蒙学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等。在读书方面,要求儿童读书时认真专注,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在写字方面,要求儿童写字时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在学习习惯的训练方面,要求儿童:“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良好的生活、学习、读书、写字习惯要在儿童时期培养、训练,这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宋元时期的教育家还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蒙学时期儿童行为的准则。如朱熹专为蒙童编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流、读书写字以及杂细事宜等都作了细致的规定。程端蒙(公元1143—1191年)、董铢(公元1152—1214年)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虽有些繁琐,且易造成对儿童个性发展产生一定的压抑,但是让儿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儿童活泼好动,宋元教育家们已注意到这个特点,他们根据儿童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杨亿曾提出采用“日记故事”形式进行教育。程颐(公元1033—1107年)提出创作“洒扫、应对、事长之节”的通俗诗歌,让儿童“朝夕歌之”,并伴之以舞蹈,以激发兴趣,使之乐于接受。朱熹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辑成儿童道德教育用书,题为《小学》,广为流传。他还提出用“铭”、“箴”之类的道德训诫、短语,制成条幅悬挂或雕刻在书斋、门户、盘盂等日用器具上,以引起儿童的注意,增加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他又根据儿童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特点,强调对学习内容要熟读牢记,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理解。总之,宋元教育家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这些经验值得重视。
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书册,使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期的蒙学教材按其内容的侧重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育目的是教儿童识字,掌握文字工具,同时也综合介绍一些基础知识。
(2) 以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伦理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等,教育目的是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及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准则。
(3) 以历史教育为主的蒙学历史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陈栎的《历代蒙求》、吴化龙的《左氏蒙求》等。这类教材,有的是简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有的是选辑历史故事或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向儿童传授历史知识,又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编写体例“多是四言,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便于儿童记诵。
(4) 以陶冶性情为主的蒙学诗歌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等。选择一些适合儿童的诗词歌赋,让其学习和吟诵,以便陶冶儿童的性情,开拓其意境并进行美感教育。
(5) 以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教材。这类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胡继宗的《书言故事》、虞韶的《日记故事》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以及常用的典故、成语等等。
在上述众多的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人们习惯称之为“三、百、千”。
《三字经》相传为宋末王应麟(公元1223-1296年)所撰,也有人说是宋末区适子所撰。全书共有356句,每句三个字。句句成韵,通俗易懂,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背诵。文字简练,善于概括。经后代不断补充,后为1140字。全书从论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然后依次叙述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七情,四书六经子书,历史朝代史事,最后以历史上奋发勤学,“显亲扬名”的事例作结:
“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三字经》把识字、历史知识和封建伦理训诫冶为一炉,简练概括,叶韵成文,便于记诵。全用三言,开三言韵语蒙书的先例,且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蒙学课本。《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曾合称为“三、百、千”,成为相辅相成的整套启蒙识字教材,一直流传到清末。“三、百、千”后来又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编成蒙汉、满汉对照本,如《蒙汉三字经》、《满汉三字经》、《蒙汉对照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和《满汉千字文》、《蒙汉千字文》等,供少数民族儿童学习汉文之用。
《三字经》很早就流传到海外朝鲜、日本等国。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列为“儿童德育教科书”向全世界推广,《三字经》将对世界各民族儿童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百家姓》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北宋时编,作者佚名。从“赵、钱、孙、李”始,为“尊国姓”,以“赵”姓居首。全篇虽是400多个前后并无联系的字的堆积,由于编排得巧,亦极便诵读: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
使用汉字姓氏的人,绝大多数可以从《百家姓》里找到自己的姓氏;而几个大姓,一翻开《百家姓》就看见了自己的姓氏。这是《百家姓》使人感到亲近和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百家姓》在编写上的优点,就使得后来各种《百家姓》的改编本终不能流行开来,即使像清康熙《御制百家姓》动员政府的力量加以推行,也未能撼动宋原本《百家姓》的地位。
总之,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按专题分类编撰,使蒙学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一些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可见对蒙学教材之重视,同时也提高了蒙学教材的地位与质量。蒙学教材注意儿童的心理特点与年龄特征,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并力求将识字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基本的社会、自然常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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