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论语》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一·三]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三·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四·一]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四·二]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四·三]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四·四]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四·六]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四·七]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五·八]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六·七]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六·二十二]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六·三十]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九·一]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十二·一]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十二·三]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十二·二十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十三·十九]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十四·四]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十四·六]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十四·七]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十五·三十五]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十五·三十六]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十七·六]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十七·十七]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鉴赏〕　《论语》一书言“仁”有58章，提到“仁”字109次；还有相似含义的“爱”字，书中出现9次。《论语》以大量的文字，自始至终把仁爱规定为人类精神、文化一切领域、以及人类整个文明的最高价值。仁的观念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整本《论语》实际上从头到底都是阐述仁的观念和哲学。

仁在孔子之前已成为伦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只是指人的一种美德，与其他美德，如与智、勇并列。而在孔子那里，仁成为他的学说的最高范畴，列为各种美德之首，是一种最高的美德。所以他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

总的来说，仁就是“爱人”，仁爱就是对他人的热爱、同情、关心和帮助。仁具有博爱的精神，所以孔子提出：“汎爱众而亲仁”(《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对于理想人格最简明扼要的说明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其中“修己以安百姓”被说成是最高尚、完美的品质，他说连尧舜这样的伟大的圣人在这方面也有所欠缺。而孔子在弟子的请求下谈自己的志向时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仁爱的精神。

但是，在《论语》中，仁的内涵极其丰富，而不只限于爱人，孔子把仁同人的各种美好的品质联系在一起，如弟子樊迟问何为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而在另一弟子子张问仁的时候，他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可以说是为仁了。此外，他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可见，仁涵盖了各种美德，是人的所有美德的总称。实际上仁是指理想人格，它的含义是难以穷尽的，因此，孔子从不给仁的概念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定义，而是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来揭示仁的意义。

孔子把仁作为人的一切美好品质的总根源，这就深刻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爱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发展动力，从中可以展现出一切美好的人格和品质，使人性绽放灿烂的精神花朵。仁爱的精神应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孝”，弟对兄的敬爱之情称为“悌”，孔子对这两种爱极其重视，竭力提倡。书中将孝悌规定为仁之本。爱人就能体谅他人，理解他人，所以孔子提倡宽容，反对对犯错误的人采取过于严厉的做法，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爱人就要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敢于承担责任，“当仁不让于师”；爱人就要给人以实际好处，救人急难，这就是“惠”，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尧曰》)；爱人就要对一切事情采取负责的态度，因此，在仲弓问仁时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

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是一个非常崇高的道德标准，所以他从不轻易地许人以仁。有人问孔子，当时人们非常景仰的一些品德高尚的杰出的政治家是否可以说是有仁德了，孔子在肯定了他们的优点以后，逐一否定他们达到了仁。曾经有人一一列举他的几个品质和才能都非常卓越的弟子，问他们是否可以说达到了仁的标准，孔子还是加以否定。即使他评价最高的弟子颜回，孔子认为“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就是说其余的弟子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仁而已。

尽管仁的标准非常高，孔子还是强调“仁”应当成为君子做人的根本，应当确立为终身目标而加以追求。《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仅如此，君子时时刻刻都要力求按照仁德对待一切。他曾经说过： 君子离开了仁德，如何成名呢？君子即使在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能离开仁德，就是在最急迫的时刻也一定要按仁德行事，甚至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也一定要按照仁德去做(《里仁》)。为了实现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甚至应当牺牲自己的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他认为仁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只要人们真正有决心和自觉性，是可以做到仁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实行仁的方法也不繁难，是每一个人都能掌握的，它就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将心比心，把自己的美好的愿望推广到他人身上。

孔子的仁爱观念的特有价值是，仁不只是个人的品质，而且是人类文明一切领域的最根本的指导方针。在政治上孔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治国之道在“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主张对百姓要“宽”，说“宽则得众”(《阳货》)，因此反对依靠杀人来治国(见《颜渊》第十九章)，他正是用是否爱民、是否给人民造福来评价各国的政治状况，以及过去和现实中的政治人物的功过的。有人因齐国管仲不随其主赴死难而非议他，认为他不仁，孔子却不这样看，他从其政事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角度看，赞扬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使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宪问》)。另外，孔子用这种眼光肯定同时代郑国杰出的政治家子产，说子产“养民也惠”(《公冶长》)。

在经济上仁爱的观念表现为“富民”的思想。孔子在卫国时看到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弟子问他在这样的情况下首先要做什么，他回答说：“富之”(《子路》)，这反映了他在经济上的基本主张。《论语》提出实行低税赋财政政策，坚决反对统治者与百姓争财富，认为只要百姓富裕了，政府自然不会匮乏，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

在法律上孔子出于仁爱的思想，同情当时法律打击的对象。在他看来，百姓犯法有许多是统治者造成的。他认为消除罪恶主要不是靠暴力和残忍的手段实行惩罚，而是靠教育和感化。在他看来，刑罚是不得已而用的，最好是不用。他曾对人说过，在审理案件上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同别人差不多；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努力使诉讼这类事不发生(见《颜渊》第十三章)。他这样描绘仁政的效果：“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如果不事先教化百姓而杀人称为“虐”，列为四种恶政之首(见《尧曰》第二章)。

仁的概念集中地概括、突出地表达和有力地张扬了人的价值，根据这一观念人是高于一切的，一切应该为了人。《论语》把仁当作人的各种社会、文化创造的精神基础和价值导向，从而从根本上确立了人在世界上以至于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的仁的观念，不仅对于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