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居饮食·论语》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七·四]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七·五]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七·九]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七·十]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九·十]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十·一]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十·二]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十·三]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十·四]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十·五]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十·六]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十·七]　齐，必有明衣，布。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十·八]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十·九]　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十·十]　食不语，寝不言。

[十·十一]　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十·十二]　席不正，不坐。

[十·十三]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十·十四]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十·十五]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十·十六]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十·十七]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十·十八]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十·十九]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十·二十二]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十·二十三]　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十·二十四]　寝不尸，居不容。

[十·二十五]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

[十·二十六]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十·二十七]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十五·四十二]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鉴赏〕　孔子是万代师表，一向为世人所景仰。但日常生活中的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述而》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门人子夏说：“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这似乎就是孔子的真实写照。《述而》又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通晏，意为安。“燕居”，意思是闲暇安居，这里指孔子退朝而生活于家中。“申申如”，容貌舒展、和畅。“夭夭如”，行动舒缓的样子。所以，敬慎中和，优游自适，是孔子居处的气象，并不只指容貌、形色，而包括整个神态。

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使命，虽历经艰难，也义无反顾，并能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率先示范于身边人群。所以，孔子首先是一个循规蹈矩、恪守礼制的人。《乡党》中的孔子“席不正，不坐”。“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孔子的容止端正严谨、笃诚专一，而不流于轻浮、放纵。

至于朝廷、宗庙之事，孔子的应对、进退，更是严守礼度，而表现出一代良臣的风范。《乡党》记孔子居家温恭信实，在庙堂之上则认真讨论政务，赤胆忠心，殚精竭虑，无私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心思与力量。参加朝议时，对待上司、对待下属的态度和言语有所区别。跟下属说话，和乐愉悦而不迁就纵容；跟上司说话，中正礼让而据理力争。当君上临朝的时候，则表现出恭敬而适中，不紧张也不松懈。

在朝中孔子是一个彬彬有礼、富有才干、办事认真、行动敏捷的能臣，赋闲时孔子则呈现出别样的面目。居家的孔子，唯一没有停止过的事情就是与弟子们讨论学术问题，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等领域，而且一般都由弟子先予质疑、问难，然后孔子或是与之作平等的讨论，或是和颜悦色地加以教诲，偶尔也作批评，受责者往往能够心悦诚服，而毫无芥蒂。师徒在问题探讨中体悟仁道，获取快乐。

在生活上孔子对衣着服饰比较讲究。既符合礼制法度，又有益身体健康，是孔子穿衣的基本要求。日常服饰不用红紫颜色，因为它们非正色。在家穿的亵裘，应该稍微长一点，以确保暖和，而且，右袖口应该短一点，方便做事。睡觉的时候，也应该穿上过身一半、下及两膝的睡衣。用狐貉之皮做坐褥，毛深则温厚，能使身体更加舒适。除非治丧，腰束之上一般都以玉器作为佩饰。吊丧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遇有斋戒，则穿上清爽干净、用布做成的浴衣，同时改变日常的饮食习惯，另外安排特定的住处，以示敬重和虔诚。

为了保证身体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孔子对饮食是有所讲究的。近代康有为说过，“养身为孔门一学”(《春秋董氏学·卷六下》)，这话是有根据的。《述而》说：“子之所慎： 齐、战、疾。”疾病被放在与祭祀、战争同等的位置予以考虑，可见孔子对养身的高度关切。生存在世，身体健康才能弘扬仁道，没有了身，人的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是不可能的。养身应该是生命哲学、生存论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 ‘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不懂病理、药性就不能乱吃滥服，这里所传达的是孔子对生命和健康的谨慎态度。《论语·乡党》中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许多关于饮食、饮酒、睡眠等方面所遵循的基本法则，颇能反映孔子的养身理念。

关于不能吃食的禁忌，孔子说： 饭菜放久了，会变馊，味道也会变臭，所以一定不能吃。食物一旦失去了正色、常态，也不能吃。烹饪半生不熟，或熟而烂透，都是不能吃的。用于公祭的肉，当晚就应该分发给大家。而自家的祭肉三天之内也必须吃完，因为放久了则容易变质。由上可见，孔子十分重视食品安全和饮食卫生。

对于烹饪技术孔子也有一定的要求，他认为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当的菜肴他是不吃的。食肉需佐之以酱，而且，牛肉、羊肉、鱼肉、兔肉各自都有去腥起味的酱品，不可混淆使用。作料放得不当的菜肴，他也是不吃的。每餐必有姜，虽能开胃、帮助消化，也不多吃。

孔子主张吃食要适量，席上肉虽然多，但吃的量不超过粮食，肉多于饭则容易伤胃，饭多于肉则难以养气，所以用餐不宜偏食。即使面对精美可口的饭菜，也不能贪吃无厌，暴饮暴食一定会极大地败坏人的胃口。孔子喜爱饮酒，但能克制自己，适可而止，不至于喝醉。

对于吃饭的注意事项，孔子还提出：“食，不语。”吃饭的时候，应该始终专注于饭菜，这样才能津津有味，最好不要讲话，以免影响自己的食欲和对菜肴的品尝。孔子对于饮食的要求既反映了春秋晚期中国的饮食文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又促进了中国饮食文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生活中的孔子并不总是表现出一副凛然可畏的神情，也时常具有幽默感。《阳货》记，孔子到了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微微一笑说杀鸡何必用牛刀？意思是治理这个小地方何必用礼乐？学生子游说： 过去听老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回头对他的学生们说，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旅途劳顿在师徒相悦的笑声中消失了。

惟有心胸豁达，才能够表现出风趣。《论语》中的孔子还会适当地自嘲和自我调侃。《子罕》记述，达巷地方的一个人说： 孔子真伟大啊！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后对弟子们说： 我干什么呢？驾车吗？射箭吗？我驾车好了。为尊长御车的人地位比较低。面对达巷人的嘲弄，孔子很能自谦、自嘲： 如果非得要以一艺谋生糊口的话，那么，我的御技还行吧！性情开朗，具有容人的雅量，才能够对不恭敬的话付之一笑。

实际上，孔子也有伤感、悲哀的时候。晚年孔子曾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岁月不饶人，年老多病足以摧毁一个人的奋斗锐气。往事不堪回首，理想仍未实现，而徒留一声叹息。孔子也曾流泪、伤心，“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为丧者哀戚，完全发自内心的恻隐、同情、怜惜之情，而坐在丧者旁边，怎么可能吃饱喝足呢！老先生的哭声则反映出对死者的真情至爱。

对于弱势人群，孔子非常富有同情心和敬重心，并且乐于帮助他们。一次，盲人乐师冕来见孔子，“及阶，子曰： ‘阶也。’及席，子曰： ‘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卫灵公》)对待身体残疾者，孔子的态度温和恭敬，主动积极地加以引导，态度诚恳真切，耐心细致，丝毫没有轻视的眼光和口气，不愧为人师楷模。《子罕》篇说孔子一见到盲人，即使是年轻人，他一定马上站起来，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也一定快步疾行，以表示尊重。

孔子曾赞叹“周公之才之美”(《泰伯》)，实际上，孔子自己也多能多艺，骑马射箭、垂钓驾御、弹琴鼓瑟、歌舞击磬，都很擅长；他的兴趣十分广泛，读书考古，登山观水、寻访史迹，游历风景，拜谒名胜，不一而足。在古代，孔子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了。

根据《论语》，孔子不是一个过着枯寂生活的晦涩的理论家，更不是一个刻板、僵化、一味训人的道德家，日常生活中的孔子是一个极富人情味、讲究生活乐趣、与人为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凡俗的圣人。他的丰富多彩的人格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引导后来者过一种既富有意义，又充满情趣的快乐的生活，使后世儒家不至于成为清教徒和苦行僧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