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论语》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一·五]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二·一]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二·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十九]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二·二十一]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六·二]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八·十八]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八·二十]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十一·二十五]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十二·十一]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十二·十四]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十二·十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十二·十八]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十三·一]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十三·二]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十三·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十三·四]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十三·六]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十三·七]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十三·十二]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十三·十三]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十三·十四]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十三·十五]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 ‘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十三·十六]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十三·十七]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十四·八]　子曰：“为命： 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十四·二十一]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十四·二十二]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十五·五]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十六·一]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十六·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十八·十]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十九·十九]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鉴赏〕　孔子同耶稣一样，都以拯救世人为己任，但是，后者主要是拯救世人的灵魂，而前者不仅要拯救世人的灵魂，而且还力图帮助他们摆脱战乱、苛政和贫困之苦。耶稣是通过宗教手段来救世，而孔子更多地通过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我们看到，《论语》保留了许多他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学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这一理念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是一般地强调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实际上孔子是以它来概括他自己对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许多真知灼见，它包含了非常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思想。

首先，以德治国就是无为而治。对此孔子有一明确的讲法。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于地球来说，北辰是不动的，但是群星却围绕着它而布列。北辰的隐喻确立了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和作用，它表明君主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应当是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主要是发挥精神引导者的示范作用，对朝政不能事事干预，独断专行。孔子曾经以舜为例加以说明：“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就是庄重地坐在天子之位上，这就是天子的职责！

第二，君主统治的根本基础是人民的信任。孔子虽然不懂得人民主权论的道理，但是根据民本思想，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够保住政权，才有资格治理国家。孔子曾经说过，政治上的头等大事有三件： 即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如果万不得已不能兼顾，首先要去掉的是军备；如果还必须去掉一项，那只能是粮食，以保留人民的信任。他的理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就是说，没有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国家政权就会崩溃，社会就会陷于混乱。此外，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任何政治举措都会受到他们的怀疑，就很难贯彻实行，所以他说没有取得百姓的信任就役使他们，百姓就会以为是虐待他们(《子张》)。

第三，要以德治国，以取得百姓的信任，就要实行仁政，这要求管理国家的人“节用而爱人”，实行惠民政策，他认为郑国杰出的政治家子产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榜样，说他“其养民也惠”(《公冶长》)。政府要采取各种措施，让百姓过上稳定祥和富足的生活。还要“使民以时”，不要频繁地扰民和劳民，对百姓不能征收过高的赋税。此外还要省刑罚，不轻易杀人。孔子指出“宽则得众”(《尧曰》)，即得到百姓的拥护。在他看来，只有靠实行仁政，而不是靠武力和征服，才能出现“近者说(同“悦”)，远者来”的局面。

第四，重用贤人，罢斥奸邪。孔子认为用人是否得当，对于治乱有决定意义。因此不能用人唯亲，而要唯才是举。他用周武王的话语来强调这条政治原则： 我虽然有同姓亲戚，但是不如有仁德的人(见《尧曰》)。在孔子看来，贤人在群众中享有威望，任用贤人、罢黜邪恶的人在政治上能够赢得人心，所以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不仅如此，重用贤人还能改变社会和官场的风气，使那些本来为非作歹之人也会改恶从善，这就是他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一语的意思。

第五，治国理政者在推行政令和道德准则方面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孔子把这看成是能否成功地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按照他的看法，朝政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要纠正朝廷中和社会上的错误倾向，因此执政者首先自己要走正道，如此他的话才有说服力，他发布的政令才会通行无阻。他曾对鲁国的宰相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统治者自己行为不端，他怎能纠正臣下和百姓的错误的行为呢？所以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孔子看来，统治者只要自己的言语行为合于正道，政令畅通，上下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治理国家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第六，政府应在全社会大力开展道德教育，用高尚的思想来引导民众，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孔子认为这样做比行政命令和刑罚能更有效地防止犯罪，更有利于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不是贬低政令和法律的作用，而是反对像法家那样一味推崇刑罚。孔子深信通过说服教育以增强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为善的自觉性要比采取强迫和压服的办法更可取。他认为法令和刑罚能使百姓产生畏惧，但并不能在百姓心中铸起一道防止犯罪的堤坝。法治可以使百姓不敢做坏事，却难使百姓有知耻之心。一旦情况有变，外在强制性的规范就不起作用了。然而德治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

治国安邦不仅要以卓越的精神价值来统帅一切，而且还要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孔子在追溯自古以来中国的优良政治传统的时候，指出政治上最重大的两件事是“民、食”(《尧曰》)。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同弟子的对话中也表达了同样思想。到了卫国，孔子看到那里人口众多，不仅感叹说：“庶矣哉！”为他赶车的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道：“富之。”(《子路》)由此可见百姓的民生问题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他还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解决贫富相差过于悬殊的问题。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社会生产能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均贫富的思想是缓和社会矛盾的良策。不然穷人和富人的关系不和谐，产生矛盾和冲突，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他对于那些搜刮民脂民膏来增加权贵财富的一切行为都坚决加以谴责。鲁国的执政季氏比周朝的公侯更加富有，他的弟子冉有居然还为之聚敛财富，平时做事一直非常温和的孔子知道这事后，非常愤怒，公开宣布他不再是自己的学生，并呼吁他的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表现了他对于劫贫益富行为的极端厌恶、痛恨的情感。

礼制也是孔子所推崇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手段。礼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它规定了不同的地位的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以及在各种场合的行为方式。然而，礼通过各种各样的礼仪活动，以及与音乐和舞蹈相配合，能够在人们心中激发一种虔敬的感情，促使人们相互热爱和尊敬，相互谦让。《论语》中“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一句就揭示了礼的这种作用。在孔子看来，这种作用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消弭争夺、冲突方面比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的命令和刑罚更为有效，而且合乎人道。所以他说： 能按照礼让的精神来治国，那还有什么困难呢？(见《里仁》)

虽然孔子的许多政治理念在当时没有得到实施，但是他的以德治国的观念、仁政学说和重视民生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