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三·十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六·二十二]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七·二十一]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七·三十五]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 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十一·十二]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鉴赏〕 在宗教迷信盛行的古代世界,孔子的神道设教的思想显示了非常高超的智慧。孔子实际上是个不信鬼神的思想家,他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见天就是大自然,不是人格神。在西方的《圣经》中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显现、喜悦、发怒、许诺、发令、创造奇迹等等,而在《论语》中没有一个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人格神的出现。当然,他也曾说“获罪于天”(《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欺天乎(《子罕》)”,“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等,但是仔细体味其意义,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当时的日常话语,是表达感情的一种修辞方式,犹如今人说“谢天谢地”、“天诛地灭”,并不真的相信有个人格神在天上主宰一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句中一个“如”字泄露了天机,它清楚地表明,孔子深信,祭祀时没有什么鬼神会降临,只是为了要以一种肃穆的感情和虔敬的态度来祭祀,你要想像鬼神来到了面前。
但是,孔子对于鬼神问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做法,他从不明确地否定鬼神的存在,他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机智的态度: 存而不论,所以《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在古代绝大部分人对鬼神的存在笃信不疑,他们热衷于谈论鬼神,孔门弟子中子路就是如此。他向孔子问“事鬼神”的问题和死后的事情,对此孔子也竭力加以回避,并且加以积极引导,教他关心人事和生命。
对鬼神的存在的问题孔子讳莫如深,这进一步显示了他不信鬼神的立场,唯其如此,他才会对这个问题非常厌恶和反感,感到没有任何意义,实在不情愿去讨论它,不然他不必如此。在两千五百年前,在那鬼神迷信大行其道的时代,他很难采取鲜明的无神论的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明智的态度是对这一问题加以回避。
从积极的方面看,孔子的存而不论的做法是为了因势利导,用鬼神观念教化百姓,增强人生活动的精神性。先秦的墨家也企图用鬼神观念来引导人们向善,但是他们肯定人格神的存在,认为任何人的行为都逃脱不了冥冥之中鬼神的监视,鬼神能够奖善惩恶,所以人们必须按照道德规范行事而不能胡作非为。与此不同,儒家是用鬼神的观念培育人们的虔敬的情感,以增强他们的精神性。孔子的鬼神观服从于他关于礼的主张。礼是孔子治国安邦、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培育人们的美好的思想感情、规范他们的言行的主要手段,礼有祭天、祭祖之礼,有丧礼。《论语》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认真地办理丧事,虔敬地祭祀祖先,人们就会恢复厚道的美德。这是因为沉痛地悼念死者,追思他们一生经历中的种种曲折和艰辛,怀念他们的功业、德行、恩情,不仅能增进人们对崇高的思想、行为的仰慕,形成友爱、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还能从人们心灵中激发一种最深沉的感情,使他们更加热爱生命,以更虔敬的态度对待人生。正如荀子所说:“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
孔子特别重视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激发和表达人们的美好感情。他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他要人们不要只关注礼乐的外在的、形式的、次要的方面,应该努力达到它们的最深层次,即由礼乐所培养的内在的、纯真的感情,进入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即仁。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这里所说的“敬”就是指行礼者应有的虔敬、真挚、恭敬、肃穆的情感。礼原来是宗教祭祀的仪式,本来就是用以培养圣洁的宗教意识和情感,激发对神灵的虔敬之心。礼世俗化之后有社会功能,但是虔敬之心仍然是礼的应有之义,所以孟子说:“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西方的基督教通过宗教活动来培养人们对于上帝的虔敬之心,以引导人们完善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中国文化则是通过礼乐来培养、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纯真、友爱、恭敬之情,来促进人的精神的升华。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类的日常生活是平凡的,但是,人们总是不满足于人的自然生命,不满足于生儿育女的自然行为,因此儒家通过祭祖、祭天的活动体悟家族生命的绵延不绝,体验生命的永恒性,把个人的生命同最崇高的超越者天相联系,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通过礼,把人们的日常平凡的生活圣洁化,使之具有神圣性。
与西方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仁、礼观念最重视的不是外在的崇拜对象,而是内心的感情纯正,人的精神的圣洁。正如《礼记·祭统》所说:“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同样,对于丧礼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关注死者在阴间的生活,而是祭者的情感,所以《论语》说:“祭思敬,丧思哀”、“丧致乎哀而止”(《子张》),孔子强调:“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荀子也说过同样的意思:“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荀子·礼论》)。在儒家看来,情感的纯正和精神的圣洁对于形成理想人格、寻求理想的生活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智识水平高的人来说,在祭祀中虔敬感情的产生不是非要感觉到鬼神降临不可的,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如果想像鬼神降临,就会促进虔敬感情的发生和增强。所以北宋程颐在解释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时说:“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远,可谓知矣。”(转引自朱熹《四书集注》)这一解释深得孔子之意,非常准确地揭示了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和神道设教主张的意义所在。
在今日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自然不必提倡孔子的神道设教的做法,然而,当今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人盲目崇拜人格神,或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求神拜佛,有鉴于此,两千年前孔子对鬼神存而不论、主张神道设教就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并且能够给现代人以很多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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