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赋富民·论语》原文|译文|注释|赏析

[十二·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十三·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二十·一]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 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二十·二]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鉴赏〕　孔子认为人们希望富裕是十分合理的，他曾经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耻也。”(《泰伯》)这大概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说的，他的意思是，在政治清明的社会中按照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当然在政治黑暗的社会中为虎作伥，因此享受荣华富贵则是可耻的。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是牵挂，因此非常关注民生问题，始终主张政府要实行利民、富民的政策，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就是说凡是能够让百姓得到实利的事情，朝廷都应当加以支持、推广。他明确地把民生问题列为治国安邦的第一件要务。弟子子贡曾经问孔子最重要的政事是什么？孔子说是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统治者。子贡设想，如果为情势所迫，在前二项中不得不去掉一项，那应当去掉什么，孔子毫不犹豫地指出，那只能放弃军备，以保证人们有足够的粮食。可见，在他看来，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孔子在各种场合一有机会就申述他这一基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路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非常热闹，不禁赞叹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为他赶车的弟子冉有问“一个国家人口多了以后该怎么做？”孔子不假思索地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可见富民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孔子看来，它是仁政、德政的根本基础。

孔子经常用相传是古代圣王尧的教导来强调民生的极端重要性，《论语》第二十篇第一章记录了尧的这段话。尧说，如果天下的人都陷于贫困，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永远完结了。可见天命决定于民生，统治者有没有资格治理天下要看他是让百姓过富裕的生活，还是陷于穷困。孔子告诉人们，实际上所有那些贤明的君主都关心人民的生活，他在同一篇文字中以周朝的历史为例说： 周朝大发赏赐，大封诸侯，让善人都富裕起来。

《论语》第二十篇第一章可以视为孔子概括的中国古代政治史总纲，他从这一总纲总结出来的最高的政治原理是：“所重： 民，食，丧，祭。”古代世界各地的统治者一般不是把敬神、就是把军事置于国家大事的首位，与他们不同，孔子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高于一切政事之上。

对于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的所有的统治者的表现，孔子评判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出色地处理民生问题。春秋时代后期郑国杰出的政治家子产关心百姓的福利，施政力求让人民得到实惠，孔子就赞扬他，称他是“惠人”(《宪问》)，指出他的君子之道之一就是“其养民也惠”(《公冶长》)。相反，鲁国执政季氏富可敌国，还让孔子的弟子冉求为他搜刮百姓钱财，孔子以鲜明的态度对此加以反对，表明了他痛恨苛政、关心百姓利益的一贯立场。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苛政扰民、害民的现象，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又主张实行薄赋政策，以减轻百姓的负担。鲁哀公以收成不好、国家财政困难为借口，要求增加税收，征求孔子弟子有若的意见。有若反对他这种做法，主张坚持收十分之一的税。鲁哀公说收十分之二的税都不够，何况十分之一？有若根据孔子思想告诉他：“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句话是很有说服力的，它表明儒家的薄赋的主张既是关注百姓利益、民生问题的表现，也是出于其基本的财政思想。儒家把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的收入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础。在儒家看来，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民富才会国富，就像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枝叶才会繁盛。民贫则国用不足，统治者如果因此杀鸡取卵，毁了根本，政权也就不保了。所以历代儒家根据孔子思想，都主张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反对苛捐杂税，竭泽而渔。儒家是以长远、战略的眼光来处理民生与国家的财政关系问题，这既有利于百姓生活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能源源不断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近代以前中国的经济的总量和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这同儒家的重视民生问题、同他们的经济思想和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尽管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

孔子的经济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例如他提出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可以作为各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政府部门决定兴办经济事业、规划某种生产项目的时候，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否则政府自己在财力和精力上就会付出太多，往往会事倍功半，甚至劳民伤财。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做法，则不干涉人民合法经营的自由，保障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各项权利，因势利导，鼓励和支持人民去从事他们认为有利的事业，并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条件。这样就能充分激发所属范围内每个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地区环境、资源的优势，实现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有效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薄赋富民的思想同现代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也有一致之处，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社会发展事业的规划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