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滕大尹鬼断家私》解说与赏析
财产纠纷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必然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更由于财富对人的诱惑力,使争夺它的人们最易暴露本性,什么穷凶极恶、阴险卑劣的事都干得出,什么父慈子孝、兄恺弟悌之类的面具都在财产争夺战中一一戳穿,哀乐哭笑,无所不有,构成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给文学提供了广大的用武之地,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财产诉讼案也是官府贪赃纳贿的最佳买卖。贪赃总和枉法相连,枉法就一定有人受屈,贪官必定又是昏官,利令智昏,昏的结果总是便宜了有钱有势的人。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遂使凤毛麟角的秉公断案的清官成了民间歌颂的救星。清官思想是政治黑暗、人民无权的产物,包公、海瑞之类的人物之所以有着深广而久远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此。以至于直到今天,“七品芝麻官”徐九经们在舞台上还大受欢迎,“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竟成为格言。新创作的小说中,清官或变相的清官在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社会现象。
本篇也是一个审理财产纠纷案的清官故事:永乐年间,北直隶顺天府香河县有一个退休的倪太守,七十九岁娶了一个姓梅的贫家女儿为妾,生子善述。倪太守原有嫡生子名善继,早已娶妻生子,夫妇生怕善述要分割家产,遂出垢言并制造事端。过了五六年,倪太守病终前将家产全部交给嫡子,只留一幅“行乐图”给妾及其幼子,并私下遗命须待善述长成,等得“贤明有司”来,可将此图前去诉理,求其细细推详,“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倪太守去世后,嫡子尽占家财,梅氏母子艰苦度日,凡事忍耐。善述十四岁时,因与兄长争执,母子被赶至东庄陋屋。梅氏将倪太守遗命之事告诉儿子,只是“行乐图”中仅画有倪太守怀抱婴儿,手指地下,母子揣摩不解。一日,善述听人讲述新任滕知县断赵裁被杀一案,知其贤明,遂与母诣县,告善继所为,并根据倪太守遗嘱,呈上“行乐图”。滕大尹千思百想,后偶因茶水沾湿画卷,露出字迹,始知内藏倪太守遗言: 家中旧屋地下埋有留给善述的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并写明要善述赠贤明有司白银三百两。滕大尹见偌多金银,“未免有垂涎之意”,遂计上心来,借口到倪宅查阅,演出了一幕白日见鬼的活报剧,不提倪太守遗言,只是装成与倪太守魂灵交谈之状,使众人信以为真。遂判房屋田园全归善继,仅将旧屋判给梅氏母子,使善继心满意足,表示永不翻悔。然后才说出旧屋内所埋的金银,并假托倪太守之命,说那黄金是赠与他的,于是净落了一千两黄金。本篇因滕知县装成与鬼魂交谈而断案,故名之曰“滕大尹鬼断家私”。
这篇小说的最深刻之处在于给清官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包含着一个无伤大雅然而毕竟尖刻的讽刺。倪太守的遗言只是答应在窖藏断给小儿子后酬谢知县三百两银子,这位“清官”却在“鬼断”后捞进黄金一千两,按当时的金银比价,大约一万两银子。滕某只是个知县,比四品的黄堂知府矮一大截,在一桩小小的财产纠纷案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刮进了“十万雪花银”的十分之一,那么,这位死掉的倪太守的大量金银又是哪里来的呢?这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封建官吏贪婪本性于此可见一斑。
依靠刮地皮刮来的造孽钱,封建官吏干出了许多丧失人性的坏事。倪太守76岁高龄,靠他的臭钱娶了年方17岁的贫家少女,十足是曾祖父和曾孙女辈的结合。封建统治者,从皇帝到地主,只会一门心思地在性生活上追求动物性的满足,从女性身上寻欢作乐。而大喊维护社会道德、长叹世风日下的也正是这些衣冠禽兽。倪太守这样的行为,难怪儿子和媳妇不满和非议。自己老不正经,不知羞耻,还要怪儿子是“天生逆种”。父子之间因而各怀鬼胎,地下的窖藏是老早埋下的,多少年前就防着一手了。封建家庭的父子之道就是这样互耍阴谋的把戏,又怎能怪大儿子欺侮孤儿寡妇,霸占家产呢?小说原原本本地描绘了这个过程,把封建家庭中伦常关系的真象全给赤裸裸地亮出来了。
滕大尹的“鬼断”也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它和包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中描写鬼魂出现、亡灵附体的情节完全是两回事。小说并没有张扬鬼神,而只写了滕大尹装神弄鬼的欺骗行为,对封建统治者利用迷信欺骗群众的行为作了有趣的揭露。
这篇小说的本事见于明无名氏《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下卷,冯梦龙将本篇编入《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前,未见单行本。小说虽叙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故事,但就其风格看,当创作于明中叶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在《皇明诸司奇判公案传》中,断案的清官分文未取,而本篇却写滕大尹见财垂涎,最后是“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内,落得受用”。这正是中晚明时期“好货好色”习以为常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古今小说》中还有一篇《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益授贵州安庄县令,其地“蛮獠错杂,号称难治”,杨踌躇不敢往,一异僧荐自己已婚的侄女李氏以夫人的身份陪同前往,赖李氏法术,使一县归顺,且得到大量财物,任满后,异僧、李氏与杨益竟将财物按一、四、六分成,更是公开视做官如经商的行为。可与本篇“落得受用”之意互为注脚。
本篇的表现手法也很不俗,中间插入滕大尹审理奸杀冤案,使情节在统一中又有陪衬,或可谓颇具匠心。和其他一味歌颂清官、靠情节取胜的公案小说相比,大应刮目相看。清初戏剧家李玉曾取此篇故事作《长生像》传奇(见姚燮《今乐考证》),弹词、鼓词等民间曲艺也曾衍演此篇,有一定的群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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