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楼·闻过楼》解说与赏析

《十二楼·闻过楼》解说与赏析

《闻过楼》是李渔小说中题材最为别致有趣，描写也最为幽默生动的一篇。它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生活作风和感情心态，也有真切之处，但总体却是不近人情的虚构，是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李渔不过是想说明真正的隐士是做不成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隐士应该是息影山林，其名不彰的人物，但古代中国的隐士却往往享有盛名。不但史书中常见“隐逸”一类人物传记，连文学中也有专为他们准备的一席之地。历来为人赞赏的田园诗，其实就是赞颂隐士及其隐居生活的文学。李渔在《闻过楼》小说第1回罗列了不少 “山中宰相”之诗，也属此类。大约是物极必反罢，有颂扬隐士的诗文，也就会有讥嘲“隐士”的作品出现。南北朝人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以骈文的形式嘲讽了一个隐居钟山的“周子”(据说即海盐令周顒)，他自命清高，胜过尧时高士巢父、许由，而一旦朝廷任其为官，即“形驰魄散，志变神动”，“眉轩席次，袂耸筵上，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欣然走马上任。《闻过楼》中的顾呆叟自然还没有矫情伪饰到“周子”的程度，李渔对他也是称扬过于调侃，然而从现代读者的眼中，却分明映入了一个食古不化而大吃苦头，不得不还其本来面目依附官绅充当清客帮闲的古代迂儒的身影。

对古代中国的儒者而言，“归隐山林”与“科举入仕”乃是两条相反而又相通的成功之路，往往是入仕不利，方始归隐，隐居得名，遂为高官，于是隐居被人称为做官的“终南捷径”。顾呆叟是否精通此道，作者并未介绍，但他显然并不是热爱山林、不慕名利的真隐士。他少年时与表兄殷太史同时考中秀才，殷太史考试运佳，连中举人、进士，选入翰林院，做到侍讲学士，可谓少年高第，春风得意。而顾呆叟科举不利，二十年秀才青衫，始终难博一第，这才不得已决定隐居山乡。因为不得已而隐居，这就是顾呆叟日后复出的心理依据，也就是以殷太史为首的乡绅们敢于与新任宜兴县令通谋捉弄呆叟，诱其出山的缘由。小说的主要内容，便是众官绅合谋诱迫呆叟出山，其中对呆叟心理的描述更是饶有意趣。

隐士入山，原该悄然而行，不令人知。而顾呆叟却是“选了吉日，将要迁移，方才知会亲友，叫他各出分资与自己饯别”，并宣称“终此一生，优游田野，不复再来尘市。有人在城郭之内遇见硕呆叟者，当以‘冯妇’呼之”。众乡绅何等老奸巨猾，早已洞察秋毫，于是先以敲榨勒索，盗劫财物两法对付呆叟，看他如何应变：呆叟乡居未及半载，就有差人奉新任县令之命上门，要他入城领状承应里役，呆叟被敲去一百两雪花银，呆叟囊中顿觉枯竭;又过半年，忽逢盗贼抢劫，呆叟一家吓得魂飞胆裂，家计从此困穷不堪。这时，清高的顾呆叟虽尚未有复出之念，却已从内心亟盼众乡绅送钱送物相助。不料众乡绅只以空函相慰，于是这位穷隐士大发呆气，自谓：“古人云，‘三日不见黄叔度，鄙吝复生。’此等过失，皆朋友使然，我实不能辞其责也。”竟以为因自己隐居不再劝谏殷太史以致其复生鄙吝之心：呆叟的引咎自责恰恰透露了他意欲恢复殷太史“诤友”地位的潜意识。果然，半年后县令以窝赃罪发票提审呆叟时，他懂得了自己“命里不该做闲人”，“这种眠云漱石的乐处，骑牛策蹇的威风，要都从命里带来，若无夙根，则山水烟霞皆祸人之具矣”，这样他就心安理得地随着差役进城了。众官绅略施小技，就令这位“隐士”乖乖地重做冯妇，在第一个回合中初获全胜。

第二回合是如何令呆叟自觉自愿地定居城郊。为达此目的，众官绅集资在城外建造一所舒适的庄院来引诱呆叟。呆叟在城郊为众乡绅邀请留住新村，小说以一段韵文描绘了呆叟眼中所见：“柴关紧密，竹径纡徐。篱开新种之花，地扫旋收之叶。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田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呆叟是何等喜爱这清幽的庄院!结尾两句尤妙，呆叟竟大有将它作为自己“归隐”新居之意了。呆叟这种心思，诸位大老早已看在眼里，于是有了众人劝驾的一番“两全之法”：呆叟留居城郊，庄院权当山乡;众人代为关说，“隐士”不必见官。又有殷太史殷勤劝留，顾呆叟遂欣然脱去隐士衣冠，以县令及众乡绅的顾问自居，大得名声。正如清代戏曲家蒋士诠《临川梦·隐奸》一折出场诗所云：“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归隐山林的顾呆叟终于回到了官绅中间，“从此之后，不但殷太史乐于闻过，时时往拜昌言;诸大老喜得高朋，刻刻来承尘教;连那位礼贤下士的令尹，凡有疑难不决之事，推敲未定之时，不是出郭相商，就是走书致讯。呆叟感他国士之遇，亦以国士报之。” 享“隐士”之乐，得“国士”之名，呆叟何呆之有! 然而，如果没有他“归隐”一年有半的光荣经历，县令及众乡绅哪能捐资三千两白银为他盖一座庄院，又哪能如此敬重他呢? 他只是一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啊! “终南捷径”的说法，毕竟是有道理的，顾呆叟从“隐士”到“国士”的历程就是明显的例证。

这篇小说在叙事方式上颇见匠心，其艺术手法颇类现代电影的视觉艺术：即从读者(电影的观众)的视角展示顾呆叟的所见所闻所行所思，而对其种种奇遇的背景原因直到小说结尾方始一一点明。这种叙事方式使小说更具吸引力，当然是作为戏剧家的李渔将戏剧艺术技巧移置小说所获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