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解说与赏析

《三言》解说与赏析

冯梦龙

一

“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总称，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三部最重要、最丰富的结集。

“三言”的编纂者冯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又号墨憨斋主人、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卒于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他自称“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人” (自著《寿宁待志》)，应是长洲人而寄籍吴县的。他的家世已不可考，只知他家与苏州世代儒籍的王仁孝家和嘉定世代官宦的侯峒曾家均有通家之谊。他有兄弟各一人，兄名梦桂，善画;弟名梦熊，能诗文，兄弟三人皆有文名，时有“吴下三冯”之称。

冯梦龙年轻时像当时多数读书人一样，一面研读四书五经，忙着应举考试，同时出入青楼酒馆，过着“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王挺《挽冯犹龙》)的放浪生活。他曾与苏州名妓侯慧卿相爱过，后来侯嫁了别人，这给他留下了感情上的深刻创伤。他为此写下了《怨离诗》三十首和散曲《怨离词》、《端二忆别》等作品，其词其情，无一相思套语，令人潸然泪下。这种青楼冶游生活使他熟悉了妓女、艺人、市民和其他下层群众的生活与感情，为他创作小说戏曲和时调民歌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虽然冯梦龙幼治《春秋》，博览群书，早岁就显露出才华，但命运对他并不厚爱。他在科举场上屡屡败北，始终留连场屋，仕进无门。他曾去湖北麻城讲授过《春秋》，后又曾做过丹徒训导，还是明末著名的“复社”成员之一。直到崇祯三年(1630)，他五十七岁那年，才考取了贡生，六十一岁任福建寿宁县知县。在寿宁任上，他坚持“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寿宁府志》)。六十五岁时，他离任回到苏州，继续编写通俗文学。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占了北京，使他感到“天崩地裂，悲愤莫喻”(《甲申纪事》自序)，而清兵的迅速南下，明王朝的随即覆灭，更使他痛心疾首。此时他虽已七十一岁高龄，但他一面编撰了《甲申纪事》、《中兴伟略》等资料，一面奔走于江、浙、闽等地，为抗清复明而不遗余力，最后抑郁而死，终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留给后世的文学遗产极其丰富。传统经史方面，著有《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等著作;时调民歌方面，编有《挂枝儿》、《山歌》等民歌集;笔记小说方面，编有《古今谭概》、《智囊》、《情史》、《笑府》等文集;戏曲传奇方面，改编创作了《墨憨斋定本传奇》，目前查知的剧目共二十种，流传至今的有十四种，其中《双雄记》、《万事足》二种系他本人创作，改编的有《女丈夫》、《精忠旗》、《邯郸记》、《人兽关》、《永团圆》等;通俗小说方面，整理增补了《平妖传》和《列国志》(将罗贯中二十回本的《平妖传》增补为四十回的《新平妖传》;对《列国志》予以纠误补遗，纂成《新列国志》)，并对《金瓶梅》和《忠义水浒全传》(袁无涯刊本)的出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他成就的当首推他编选、改写和创作的“三言”。

“三言”是冯梦龙文学生涯中最突出的业绩，也是他对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三言” 中第一个刊行的是《喻世明言》，原名 《古今小说》，出版年月不详，估计在明天启元年(1621)前后。“古今小说”原是冯梦龙给自己编纂的几部通俗小说选集所拟定的总名，故题识中有“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和“古今小说一刻”等语。但是，当《古今小说一刻》再版的时候，书名却改成了《喻世明言》。待二刻、三刻出版时，它们也各自有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名称。这样，原先的《古今小说》就成了《喻世明言》的一个异名。《警世通言》刊于天启四年(1624)，《醒世恒言》刊于天启七年(1627)，三部选集大约都相隔三年左右。

“三言” 出版后，受到广泛的欢迎，各种刻本竞相问世。现存《古今小说》初刻本(40卷)，有明天许斋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和尊经阁;另有衍庆堂本，改题《喻世明言》，封面署“重刻增补古今小说”，仅24卷，收《古今小说》21篇，加以《警世通言》一篇，《醒世恒言》两篇。《警世通言》在当时有金陵兼善堂本、衍庆堂本、三桂堂本等三种刻本。《醒世恒言》有四种刻本：叶敬池本，叶敬溪本、衍庆堂本两种。入清以后，“三言”被作为“小说淫词”一再遭禁毁，从此就再没有重刻的本子了，而明代刊行的本子也几乎失传。鲁迅在1930年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还没有看到“三言”全书，只看到《醒世恒言》一种，前两种“仅知其序目”。后来才在国内和日本陆续发现了 《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排印出版。解放后，“三言”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言”凡一百二十篇，题材十分广泛丰富。从横的方面看，有写男女爱情婚姻问题的，有写友情和侠义行为的，有揭露官僚地主和僧道罪恶的，有写复杂的诉讼案件的，有写发迹变泰故事的，有写文人雅士风流逸事的，还有写神仙灵怪异事的……范围之广，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对当时的城市生活有着广泛而真实的反映。从纵的方面看，一百二十篇故事发生的年代跨度很大，有先秦两汉的，有魏晋南北朝的，有隋唐五代的，有宋、元的，有明代的，其中又以宋、元和明代的所占比重最大。这大概是因为说话艺术盛行在这两个时期，而当时说话艺人又喜采撷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作为题材的缘故。不仅数量上写这两个时期的最多，质量上也以这部分作品最为上乘。鲁迅先生曾以《醒世恒言》为例分析说： 其中“杂以汉事二，隋唐事十一，多取材晋唐小说(《续齐谐记》、《博异志》、《酉阳杂俎》、《隋遗录》等)，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宋事十一篇颇生动，疑《错斩崔宁》而外，或尚有采自宋人话本者，然未详。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中国小说史略》)由此也可见小说创作的生命力在于贴近生活，历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往往是真实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

“三言”的题材来源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和传说故事，二是前人的小说笔记和野史传奇。它是宋、元、明三代说话艺人和文人不断积累、集体创作的结晶。其中既有宋元旧本，也有明代人的作品。今天要一一说出每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已很困难，一般说来，“三言”中凡与宋人罗烨《醉翁谈录》所著录的宋代话本目录(共一百零七种) 相同的篇目，大致有宋人的旧本作为基础;而那些写明代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断定是明人的作品。至于这些作品的原作者，则更难确认，一般就把它们归于编纂者冯梦龙的名下了。

冯梦龙为“三言”大致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编选。冯氏在《古今小说序》中说：“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也说到：“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 这都说明了冯梦龙的编选功绩。而“三言”风行于世，正证明了他作为选家的独具慧眼。二、加工和改写。“三言”的整个体例和风格能大体和谐统一，显然和编纂者的加工润饰分不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还经过了编纂者的重订或改写，从而使情节更加丰富集中，人物性格更加丰满鲜明。这种改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润饰加工，而是一种再创作。三、独立创作。“三言”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目前确知的仅《老门生三世报恩》一篇。但实际数目绝不止于此，只是今天已经难于辨别。冯梦龙以他的辛勤耕耘，为我们留下了“三言”这座古代话本小说宝库。

二

综观“三言”的思想内容，表现出极大的进步性和复杂性。所谓进步性，是指“三言”在总体上具有反封建的历史意义，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所谓复杂性，是指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夹杂了落后的封建意识和庸俗的市民趣味，表现了作者和编者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要了解“三言”在我国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必须首先了解产生“三言”的特殊时代背景。“三言”诞生于晚明时代，这是一个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充满着新旧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专制政治依然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金钱和享乐的追求。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生的自然需求，加以充分的肯定;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提出了勇敢的挑战。这股时代潮流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表现为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宣扬尘世利益和尘世享乐的主题。“三言”和《金瓶梅》、《牡丹亭》、“二拍”等作品一起，共同汇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启蒙洪流，这股洪流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恢复被假道学和神学所扭曲了的人的本性，把人从假道学和神学的种种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心声，它们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正如《十日谈》和莎士比亚戏剧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一样。

爱情婚姻是“三言”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主题，这类作品不仅分量最多，而且写得也最出色，它集中表现了作者新的市民意识和道德观念，是体现“三言”启蒙思想特征的重要篇章。

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卖油郎独占花魁》是“三言”中市民思想最为鲜明的优秀爱情作品。这两篇作品热情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对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暴露，它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可贵的不是金钱、门第和等级，而是彼此尊重和情投意合。这正是具有近代色彩的新的性爱观的表现，后来的《红楼梦》把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言”中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佳作甚多，它们有的表现了青年男女特

别是青年女性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如《古今小说》第23卷《张舜美灯宵得丽女》中的刘素香，为了爱情，毅然不顾一切地冲出了家庭的樊笼，历流离艰辛达三年之久;《警世通言》第8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写郡王府的奴婢璩秀秀同王府中的碾玉匠崔宁结为夫妇，秀秀被迫害致死后犹鬼魂相从，最后为逃避进一步迫害，只得带了崔宁一同到阴间去做夫妇。有的描写了青年女子对于父母悔盟负约的反抗，如《醒世恒言》第9卷《陈多寿生死夫妻》，写少女多福不嫌癞，坚决反对父母的悔婚行为，终于获得了幸福的爱情;《警世通言》第22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写船户之女刘宜春在和宋金郎结婚之后，由于丈夫病笃，父母欺心，强行拆散了他俩的婚姻，但她与父母展开斗争，终于迫使父母屈从了自己的意志。有的写青年男女反抗建筑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的父母包办婚姻的斗争，如《古今小说》第4卷《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写一个帅府小姐陈玉兰由于父亲极其苛刻的择婿条件，蹉跎了自己的婚姻，于是她不顾父亲的意志，大胆而热烈地爱上了商贩子弟阮三官。这一切按照传统的理学眼光来看，无疑都属于非礼的行为，属于邪恶的人欲，但“三言”的作者却把它们当作纯洁的爱情加以热情讴歌。

描写男女之间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性爱关系的作品，在“三言”中同样占了很大的比重。它们之中也有反映了对于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和不满，如《警世通言》第16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篇，写小夫人初嫁给王招宣作妾，失宠后又被骗嫁给了一个比她年纪大三四十岁的老头，她主动爱上了年轻的主管张胜，不仅生前甚有爱张胜之心，死后犹然相从。又《醒世恒言》第13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韩夫人年方及笄，妙选入宫，但从未享受过爱情的幸福，因而恹恹得病，被遣出宫，将息病体。一次因到二郎神庙许愿，见了神像，祷告将来也能嫁得一个好似尊神模样的丈夫，被孙庙官听见，假扮神道模样，夜夜与其幽会，使韩夫人得遂平生之愿，再也不愿回宫。作者对小夫人和韩夫人都充满了同情，因为她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幸受害者，她们和《十日谈》中那位宁可跟海盗同居，也不愿再跟形同枯木、心如死灰的法官丈夫回家的妇女一样，其所言所行具有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意义。因为在封建社会，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只是被看作巩固和扩大家族利益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往往成为买卖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因此，有些妇女为了反抗这种婚姻，便走上了被恩格斯称之为“破坏婚姻的爱情”道路，即背着丈夫和情人私下偷情的道路。虽然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这种“破坏婚姻的爱情”行为无疑体现了对于买卖包办婚姻的嘲弄和否定，在历史上起着瓦解和破坏封建家庭制度的进步作用。

还有些作品，不仅写了妻子与他人之间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性爱关系，而且写了丈夫对失节妻子的谅解和同情。如《古今小说》第1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间蒋兴哥对待失节妻子的态度就不像封建阶级那样看得严重，他对妻子表示了一定的谅解和同情，想着“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这种夫妻关系和感情态度在其他作品中也不时出现，它说明传统的贞操观念已开始失去它的支配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相互谅解和同情，即使夫妻关系已经中断，但恩爱情感并未因此终止。

更多的作品表现了“人欲”的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表现了“人欲”对于“天理”、“人性”对于“神性”的胜利。《警世通言》第35卷《况太守断死孩儿》，写邵氏二十三岁守寡，父母叔公都劝她改嫁，但她发誓决不更二夫，坚执守节。不料家中小厮受浮浪子弟教唆，蓄意做圈套勾引主母。邵氏禁不住挑逗，被流氓光棍抓住话柄，纠缠不清，于是她一怒之下杀死了小厮，然后自杀。这个故事并没有颂扬邵氏的所作所为，但也没有对她作过多的指责，作者只是想说明：“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显然，作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个害了邵氏的“一女不事二夫” 的理学教条。他主张寡妇正当改嫁，不要为“务虚名”而苦苦守节，反致出丑。所谓“俏邵娘见欲心乱”，尽管邵氏想信守“天理”，但它终究敌不住“人欲”。

“天理”于“人欲”如此，“神性”于“人性”也不例外。《古今小说》第29卷《月明和尚度柳翠》、第30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写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都是红莲，玉通禅师和五戒禅师都是“道行”极高的高僧。两篇小说虽然具体情节不尽相同，但都是写禅师最终经不住肉欲的诱惑，破了佛门的色戒。他们一位是被人赚骗而破戒的，一位是“一时差讹了念头”而破戒的，作品暴露了佛门的丑陋现象，但作者的最终目的在于说明，“人欲”的力量最终超过了“神性”。

“三言” 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侧重揭露了僧道是贪淫奸邪的色中饿鬼，寺观是藏垢纳污的罪恶场所，它们同样构成了小说对宗教禁欲主义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佛、道二教交替成为我国政治思想舞台上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德时武宗的佞佛，嘉靖时世宗的崇道，万历时神宗复又佞佛，构成了明代中叶以后我国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当时，在最高统治者的宠信和重用之下，和尚道士相继成为明代社会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被封官晋爵，委以重任，炙手可热，势焰熏天。这些佛道徒们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本领，只是由于他们向最高统治者提供了其荒淫生活所需要的闺帏方药。“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三言”，以相当的篇幅揭露了佛道教徒的荒淫无耻，抨击了禁欲主义的虚伪荒谬，无情地撕破了宗教崇高神圣的外衣。这些内容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于腐朽封建制度的揭露，而且具有崭新的启蒙思潮的意义。

《醒世恒言》第39卷《汪大尹火焚宝莲寺》写一伙佛门弟子奸淫作恶，利用善男信女求嗣心切，在寺中设子孙堂，哄骗妇女到堂中住宿。堂内有暗道可入，夜深人静时，和尚便来轮流奸宿。事发后被捉，还企图谋反越狱。

尤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醒世恒言》第15卷《赫大卿遗恨鸳鸯绦》，写非空庵的四个尼姑私藏男子，以供淫乐，为了达到长期奸宿的目的，竟将那人削发做尼姑打扮，使他不得回家见人，最后弄得他一命呜呼。这个故事使我们联想起《十日谈》第三天第一个故事，故事叙述了一座以圣洁著称的女修道院，修女们把一个假装哑巴的园丁当作“一种畜生”，从院长到修女九个人轮番向他进攻。这两篇作品从立意到构思，从人物到情节，都是如此的巧合和相似，它们既反映了东西方宗教社会中共同存在的丑恶现象，同时也表现了东西方小说家们思想立场的相近——对当时盛行的宗教持激烈的攻击态度，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教会供职人员。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醒世恒言》里的尼姑比《十日谈》里的修女更残忍，因为后者毕竟没有狠心到把对方弄死的地步!

肯定“人欲”，否定“天理”;肯定尘世利益和尘世享乐，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这些构成了“三言”崭新的思想内涵和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这是“三言”以前的作品所没有提供过的。

当然，“三言”中还有大量的作品表现的是一些传统的但同样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如歌颂忠贞不渝的爱情、谴责负情人就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唐传奇中有名的“三传”：《霍小玉传》、《莺莺传》、《李娃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三言”中也不乏这类作品，著名的如《喻世明言》第27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和《警世通言》第34卷《王娇鸾百年长恨》，前者写莫稽贫贱时，入赘到丐帮头子“团头”家里，娶了“团头”的女儿金玉奴为妻，并靠了金玉奴的资助，读书中举并选了官。他怕这门亲事被人传作话柄，竟然动了恶念，把妻子推堕江中，另攀高枝。幸亏金玉奴被淮西转运使救起，认作女儿，并隐瞒了她的真实身分，重新配与莫稽。成亲之日，当莫稽昂然跨进新房时，忽遭一阵无情棒打，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后者写周廷章当初追求王娇鸾，信誓旦旦，“口中咒愿如流而出”，一旦分别后，却乖乖地顺从父亲的意志，“慕财贪色，遂忘前盟”，和魏氏女结了婚，“竟不知王娇鸾为何人矣”。王娇鸾多次派人问询，都被周敷衍搪塞过去。二十一岁的王娇鸾在绝望中上吊自尽。吴江县官得知此事后，报知府察院樊公，樊公痛骂周的负情，下令乱棒打死，“以为薄幸男子之戒”。这两篇小说都有乱棒痛打的情节，它反映了作者对负心人的憎恶，同时也表达了广大读者的心愿。虽然这类主题过去多次重复过，但只要社会上这种丑恶的现象还没有绝迹，它就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描写封建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也是小说中的传统主题之一。“三言”中这类作品约占五分之一，它们多数离不开忠与奸、善与恶、清与贪的矛盾冲突，其中有一部分作品以公案小说的面目出现。写忠奸斗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喻世明言》第40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锦衣卫经历沈鍊因生性伉直，不怕得罪当朝权贵严嵩父子，上书朝廷，备说严嵩父子招权纳贿、穷凶极恶、欺君误国之罪，被发配到关外。他到了关外，继续进行斗争，被严氏父子的爪牙迫害致死。他们还企图斩草除根，打死了沈鍊随往的两个儿子，逮捕了远在家乡的长子沈小霞，并准备在途中伺机谋害。多亏沈小霞的爱妾闻氏一路陪伴，设计逃脱虎口。十年后，严嵩父子垮台，沈小霞才从地道里出来，与闻氏相会，为父亲报冤。全书围绕忠奸矛盾展开故事情节，当朝权贵严嵩父子及其亲信路楷、杨顺之流，忠直之士沈鍊以及绝境中使丈夫脱险的闻氏，还有在患难中照顾沈鍊一家的贾石，冒着极大风险收留沈小霞的冯主事，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喻世明言》第22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和第32卷《游酆都胡毋迪吟诗》，虽没有正面展开忠奸双方的斗争，但分别写了奸臣贾似道的一生和阴府里忠臣与奸臣的不同下场，也不脱忠奸的藩篱。

写善与恶、清与贪的作品更多，包括大部分公案小说，都未能逸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模式。在《醒世恒言》第4卷《灌园叟晚逢仙女》中，作者借助超现实的力量，惩治恶霸，帮助善良的秋翁;第29卷《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写濬县知县汪岑蓄意陷害伉直的士绅卢柟，揭露了封建官吏贪酷的本质。《喻世明言》第10卷《滕大尹鬼断家私》和《警世通言》第13卷《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写的都是家庭内部的冲突：前者是兄弟间争夺财产继承权，后者是家奴与主母有奸情进而谋害主子;前者断案的滕大尹颇有贪官之嫌，后者断案的包龙图是有名的清官。《醒世恒言》第33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写男女主角崔宁和陈二姐被临安府尹屈打成招，“押赴市曹，行刑示众”，糊涂官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制造了惊人的冤狱。《喻世明言》第39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写乡间豪绅汪信之为奸人所陷，本来只想招徕豪杰驱逐贪官污吏，不想被逼得真的在荒湖中落草，率众造反了。当权者的愚蠢无能激化了内部的矛盾。作者通过这些作品，对封建阶级的贪婪、残忍、昏聩和丑恶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歌颂友情、提倡信义是“三言”中又一个传统主题。重友情、讲信义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一部中国文学史，记载了数不清这类主题的故事。“三言”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笔触深入到下层市民，描写他们互相帮助的动人故事。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如《醒世恒言》第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写施润泽从事养蚕和丝绸生产，一天，他拾到六两银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把银子送还了失主。有一年，他养蚕缺少桑叶，到滩阙去买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了上次失银的朱恩。朱恩也济人之危，把多余的桑叶无偿地送给施润泽，两人结为兄弟和亲家，一直友好往来。施润泽从此家业日益兴旺发达。再如《警世通言》第5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写商人吕玉拾金不昧，因而找到了走失的儿子，又避免了妻子的改嫁，一家人骨肉团圆。这些作品虽未摆脱“善有善报”的模式，但它们反映了中下层市民渴望得到真诚友谊的要求。

不只是普通市民和劳动者之间，封建阶级为了协调其内部关系，也要求彼此肝胆相照，信义为重。《喻世明言》第8卷《吴保安弃家赎友》，写吴保安为了报答郭仲翔当年的举荐之恩，在郭被南方少数民族俘获后，倾尽家产，外出经商，历经千辛万苦，连妻子和幼子沦为乞丐也不知道，终于凑齐了一千匹绢，从少数民族头领手里赎回郭仲翔。还有《羊角哀舍命全交》(《喻世明言》第7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喻世明言》第16卷)，都提倡生死之交，提倡一诺千金、肝胆相照的精神，把“士为知己者死”作为朋友相处的最高准则。虽然“三言”所推崇的这些道德品质带有明显的封建印记，但这一种崇尚信义、推重友谊的精神还是可取的。

此外，“三言”中还有一部分描写才人高士趣闻逸事的作品，如《喻世明言》第12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警世通言》第3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第9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第26卷《唐解元一笑姻缘》，《醒世恒言》第11卷《苏小妹三难新郎》等，这些作品的主旨无非是歌颂人的聪明才情，表现出类拔萃的人物的超群智力和丰富感情。

三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了“三言”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它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启蒙意义。下面再对它的艺术成就作一番粗略的介绍。

“三言”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中不可多得的文学珍品，它对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发展，具有集大成和里程碑的性质。如果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那么，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则是当之无愧的白话短篇小说之巅。

首先，“三言”让普通人第一次进入文学领域，打破了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传统的传奇式的写法，代之以新的写实手法，从而大大缩短了艺术形象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我国早期的志怪、传奇小说偏重于记述事件，构造情节，相对忽视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个明显的进步在于作家们重视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张飞、周瑜、林冲、李逵、宋江、鲁智深、武松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但这些典型大都采用传奇的手法，即通过强烈的夸张，凸出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因而，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神化”倾向，其性格特征往往是某种道德观念和类型的化身，缺乏真正的现实品格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使人感到他们与生活有相当的距离。而“三言”和它同时代的《金瓶梅》、“二拍”等小说，则完成了艺术形象从“神化”到“人化”的转变，它们把许多生活中普通的人第一次带进了文学的领域，并以一种新的写实手法，大大缩短了艺术形象与生活之间的距离，使之具有较为彻底的现实品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虽然这些人物形象的性格究其本质来说仍然是单一的，还没有像后来的《红楼梦》那样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美学原则，但它们无疑在“人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这是我国小说艺术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幸运的辛瑶琴，还是不幸的杜十娘;无论是痴情的秦重，还是负心的李甲;也无论是善良宽厚的蒋兴哥，还是忠厚老实的施润泽，以及诸如崔宁、璩秀秀、小夫人、韩夫人……他们都是活跃于当时生活舞台的普通人，是16、17世纪的读者所熟悉的自己周围的平凡的人，一句话，他们是真正的、普通的、活生生的人。和以往古典小说中那种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人物相比，无疑体现了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深化。高尔基曾这样评价16世纪的英国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贡献：“正是英国文学给了全欧洲以现实主义戏剧和小说的形式，它帮助欧洲替换了18世纪资产阶级所陌生的世界——骑士、公主、英雄、怪物的世界，而代之以新读者所接近、所亲切的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把他的姑姨、叔伯、兄弟、姐妹、朋友、宾客，一句话，把他所有的亲故和每天平凡生活的现实世界，放在他的周围。”(《俄国文学史》)“三言”与同时代的《金瓶梅》一起，也给了我国以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帮助我们替换了当时市民群众所陌生的英雄和怪物世界，而代之以他们所熟悉的平凡生活。

其次，“三言”还在总体上体现了重视人物心理描写的特点，它不仅以传神的笔墨写了人物外在的行动，而且交代了支配人物行动的内心欲望和动机，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内心世界探索的深化。我国古典小说向来擅长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则比较忽略。这样写出来的人物，虽然其音容笑貌宛然如见，但人物的内心世界未免显得苍白。“三言”中的不少篇章都注意了对人物的心理作细腻、真实的描写，从而使人物的感情显得更加丰满动人。

《喻世明言》第1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兴哥出外经商回来，半路上遇见陈大郎，得知陈大郎与自己的妻子有私情，心中好不恼怒伤心，他先是把陈大郎要他捎寄的书信扯得粉碎，玉簪折做两段，然后：

“一念想起道：‘我好糊涂!何不留此做个证见也好。’便捡起簪儿和汗巾，做一包收拾，催促开船。急急的赶到家乡，望见了自家门首，不觉堕下泪来。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他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在路上性急，巴不得赶回，及至到了，心中又苦又恨，行一步，懒一步。”

正是通过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作者把兴哥对失节妻子又恨又悔，既嫌今恶，又念旧情，既痛恨对方负情，又责怪自己贪利的复杂感情表达了出来。

又如《醒世恒言》第13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写妙龄入宫的韩夫人因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恹恹成病。一天，因许愿将来嫁得一个好似二郎神模样的丈夫，被孙庙官听见，便假扮神道模样，与她幽会。第一次，孙庙官说了几句话，很快就离开了，引逗得韩夫人“翻来覆去，一片春心按纳不住”。想到：

“‘适间尊神降临，四目相视，好不情长!怎地又瞥然而去?想是聪明正直为神，不比尘凡心性，是我错用心机了!’又想一回道：‘是适间尊神丰姿态度，语笑雍容，宛然是生人一般。难说见了氏儿这般容貌，全不动情，还是我一时见不到处，放了他去?算来还该着意温存，便是铁石人儿，也告得转。今番错过，未知何日重逢!’好生摆脱不下。”

这里也是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表现了韩夫人对爱情生活的渴求，以及她作为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

还有那段为人称道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秦重见了花魁娘子后的一段心理描写：

“(秦重)挑了担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 ‘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落于娼家，岂不可惜!’又自家暗笑道：‘若不落于娼家，我卖油的怎生得见!’又想一回，越发痴起来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又想一回道：‘呸，我终日挑这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 正是癞虾蟆在阴沟里想着天鹅肉吃，如何到口!’又想一回道：‘他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料他也不肯接我。’又想一回道：‘我闻得做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儿，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若有了银子，怕他不接! 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一路上胡思乱想，自言自语。”

这大段的心理描写，曲曲折折，层层叠叠，把一个老实守成的生意人的内心活动刻划得细致入微，也把小说的心理描写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想象，能有别的艺术手段取代这一手法，而把人物的心灵轨迹描画得这样清晰有序，摇曳生姿。

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这不仅是一种艺术手法的尝试，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的认识和探索的深入。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希望更多地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看到人的一颗赤裸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小说艺术发展史，也是由对对象外在的描摹逐步走向揭示内在生命的历史。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

最后，“三言”作为一部话本小说的结集，它完善了宋元以来不断演变着的话本小说的体制，为我国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形式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形式。“三言”以后，话本小说在形式上不再有新的发展。这种稳定的话本小说体制，大致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题目。这是一篇作品的眼睛，根据《醉翁谈录》所载，宋元话本的题目都是简短的几个字，如《红蜘蛛》、《妮子记》、《姜女寻夫》、《王魁负心》等，一般不超过四个字。《京本通俗小说》亦是此例，如《碾玉观音》、《拗相公》、《西山一窟鬼》等。但论者或谓其有意作伪，故暂不论。到了“三言”，题目由短向长演化，一般成为七言或八言的句子。这一形式以后基本没变，只是有时作者把原本七言八言的一句变成上下对仗的一联。

(2) 入话。它通常由一首诗词和一段解释性文字组成，或者由一首诗词和一段小故事组成，也有的由一首诗词和一段解释性文字再加一段小故事组成。诗词都在篇首，或自撰，或引用古作，或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歌谣，其作用是点明主题，概括全篇大意。但仅有诗词开头还不能完全把题意点清楚，同时在章法上也不易立即引入正文，因此需要一段解释文字，一方面继续发挥诗词的寓义，一方面承上启下。有时所引诗词无须解释议论，便紧接诗词之后先写一个与正文故事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它同样起着点明主题和引出正文的作用。有的作品中，诗词、解释性文字和小故事三者俱全，其作用大体相同。也有的论者把入话再细分为三个部分：篇首(诗词)、入话(解释性文字)和头回(小故事)。这里统归之为入话，以免繁琐。

(3) 正话。主要故事，即正文，它是话本小说的主干，以一个复杂的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表达一定的思想内容。故事有头有尾，交代清楚，它一般由故事的发生、情节的过渡、矛盾的解决这三个部分组成。不同话本的入话和正话可以互用。即这篇的正话，可以用作另一篇的入话，另一篇的入话，也可成为这一篇的正话。“话说……”、“且说……”、“话分两头”是其常用的叙事口吻，“有诗为证”、“正是”、“诗云”是穿插其间的诗词韵文的惯常引语。正话本身就已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完全具备了独立的价值。

(4) 煞尾。话本小说一般在本事结束之后，再附加一个煞尾。煞尾多为一首诗词，或总结全篇大旨，或对读者加以劝戒。

“三言”所形成的话本小说的上述体制，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过。这种高度凝固化和程式化的体制，一方面是话本小说成熟的标志，但同时也使话本小说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逐渐丧失了活力。因为生命在于变化，一成不变的形式不可能具有永恒的魅力。

产生“三言”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它所创造的那些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那些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至今仍在我国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和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一样，“三言”是属于中国17世纪封建社会、但又通向今天和未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