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闹江州》解说与赏析

《水浒传·闹江州》解说与赏析

“闹江州”的情节，对于宋江性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故事的高潮是在第40回，前因后果则包括第39—41回。宋江是在闹江州之后，才决心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

宋江是怎样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呢?这在故事情节上有个发展的过程。“闹江州”的情节是小说作者的独特创造。

在《大宋宣和遗事》上，写宋江是在杀了阎婆惜之后，就主动直接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有宋江当时“就在壁上写了四句诗”为证：“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手者，梁山泊上寻。”小说作者把这个情节改了，他写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 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第32回)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上梁山造反。因为在他看来，那“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在《李逵负荆》等元代水浒戏中，皆大同小异地写到宋江“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营;路打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这就是说，元杂剧是写宋江杀惜后被迭配，路过梁山泊被救上山的。在小说中也写到宋江被迭配江州牢城途中路过梁山泊，可是当水浒英雄刘唐要杀了押送宋江的两个公人，救宋江上山时，宋江却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说着还真要“把刀望喉下自刎”。后来还是吴用许诺“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他才答应上山与晁盖“少叙片时”。晁盖要挽留宋江，并说：“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掠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可是宋江坚持要到江州坐牢，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第36回)这样，晁盖等人只有送宋江下山，继续跟两个防送公人一起投江州牢城。

《水浒传》作者为什么要修改《大宋宣和遗事》和《李逵负荆》等元杂剧中关于宋江上梁山的经过，而特意增加“闹江州”的情节呢?小说作者的这个独特创造，究竟意义何在呢?

首先，它是出于深化和丰富宋江性格发展的需要。如果同《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写宋江杀惜后就主动上梁山，那么他上梁山就只是为了避难，逃避官府对他的惩罚，缺乏参加造反的思想基础;如果同元杂剧那样，写宋江在迭配江州牢城的途中，被梁山好汉救上山，那不仅同样存在宋江投身造反的思想基础薄弱的问题，而且如此从两个防送公人手中救宋江，既不足以进一步揭示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又无法借此充分表现梁山好汉的反抗斗争精神。因此，像小说这样增加“闹江州”的情节，绝不仅仅是小说作者故意要使情节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出于充分展示宋江思想性格发展的需要。

在小说作者看来，宋江的思想性格不是很单纯的，不是为客观环境一“逼”，就会轻易地走上梁山造反道路的，而是很复杂的，具有两面性的。即一方面，他对封建腐朽统治有所不满，同情晁盖等人的反抗斗争，为人正直善良，“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另一方面，他又恪守忠、孝等封建传统思想，竭力要做忠孝双全的“完人”。因此，当他杀惜后，逃在柴进庄上，遇到武松，他很赞赏武松以招安为归宿的想法;在清风寨花荣知寨处，刘高的“无中生有，公报私仇”使宋江和花荣不得不大闹青州，为逃避官军的征剿，宋江才建议投奔梁山泊。不料一封父亲病故的家书，又把宋江拉回家奔丧。回到家里，遭到官军逮捕，他不仅不后悔，反而安慰起以病故为由，实则要他回家的父亲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的面?便断配去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负农时，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在押往牢城途中，被救上梁山时，他又对劝他留在梁山的晁盖说：“虽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觑，不曾重伤。今配江州，亦是好处。”这些都可见宋江忠孝思想的严重。要使宋江这样一个忠孝思想严重的人，从同情造反走上参加造反的道路，又谈何容易!如何使他突破忠孝思想的束缚?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戏的写法，实际上都是为了绕过这个难题，而《水浒传》作者却竭力要解决这个难题。增加“闹江州”的情节，以及接着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要求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等等，都是小说作者为解决这个难题所花费的苦心。

导致“闹江州”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这就是小说作者为深入地揭示宋江的内心矛盾而设计的。像宋江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而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人，他不可能完全安心坐牢，遭受种种磨难而无动于衷。因此当他在江州浔阳楼上独自开怀畅饮，沉醉之际，便“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上父老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便在那酒楼的白粉壁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词。接着，他又在这首词后面，写下四句诗。一词一诗，表现宋江对现状的不满，抒发了他的抱负。虽然事后宋江说那是“酒后狂言”，但却不失为是宋江内心真情的流露。它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宋江受封建忠孝思想毒害很深，但终究无法完全抑制他那内心的愤懑和追求。积极的因素，在他的思想性格中终究还占上风。

不料宋江的这一词一诗，却被住在江州对岸无为军的通判黄文炳看作是“反诗”。他又把它与当时街市小儿流传的四句歌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联系在一起，说这首歌谣正应在作诗词的宋江身上，唆使江州蔡九知府下令：“快下牢城营里，捉拿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来，不可时刻违误。”在江州府任职，早跟梁山有联系，并受晁盖托付照顾宋江的戴宗，给宋江通风报讯，教他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装疯卖傻，蒙混过关。那知这一着又被黄文炳识破，宋江被打得皮开肉绽，只得招供误写反诗。黄文炳为蔡九知府出谋划策，由知府写信派戴宗星夜上京师请示蔡京：“若要活的，便着一辆囚车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于本处斩首号令，以除大害。”戴宗利用往京师送信之机，到梁山向晁盖、吴用等人报告情况，经吴用等人谋划，请人模仿蔡京的笔迹和印章，写一封假回信，叫把宋江押解京城处置，然后安排梁山好汉在途中拦截。结果这封假信又被黄文炳看穿，戴宗捱不过拷打，也只得招供：“端的这封书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蔡九知府决定，将宋江、戴宗二人“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幸好吴用也发觉假信有破绽，由晁盖、吴用等亲自率领一百多位梁山好汉，装扮成客商、使枪棒的、乞丐等等各色人赶到江州劫法场。正当行刑之人开枷问斩的危急关头，由李逵“从半空中跳将下来”，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众好汉蜂拥而上，救下了宋江和戴宗。

经过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宋江对官场的黄文炳之流恨之入骨，认识到若要有一条生路，就必须造这些人的反，报仇雪恨。于是他便对众人说道：“小人宋江，若无众好汉相救时，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几番唆毒，要害我们。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因此“闹江州”之后，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这在故事情节上是“闹江州”的余波，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标志着宋江性格的巨大发展。这就既为宋江上梁山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以“宋江智取无为军”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和杰出功绩，为他一上梁山就坐上第二把交椅取得了政治资本。

其次，“闹东京”的情节还通过反差对照的手法，把蔡九知府昏庸无能和黄文炳奸险狠毒的性格刻画得既鲜明生动，令人过目难忘，又把封建官场的腐朽黑暗揭露得细致入微，令人愤恨欲绝。作者不是孤立地写这两个坏人，也不是一般地写这两个坏人如何狼狈为奸，而是从刻画人物灵魂和揭示封建官场黑暗的角度，写黄文炳“是阿谀谄佞之徒”，“只要嫉贤妒能”，“专在乡里害人”，他之所以为蔡九知府出馊主意，绝不是像王望如的评语所夸奖的，是“以义报国”，而是出于他个人向上爬的卑鄙目的。对此，作品中写得很清楚，说他因“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侵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唆使蔡九知府迫害宋江、戴宗，就是他指望蔡九知府引荐他做官的见面礼，他妄图以宋江、戴宗的死尸充当他向上爬的阶梯。袁无涯的评语倒是说得较为切合实际，他指出：“黄文炳抄反诗，勘破宋江假疯症，到底有恶见识，不是没用的人。只为自己起官立意害人，所以可恨!”

好在作者不只是揭示黄文炳的“恶见识”和“为自己起官立意害人”的卑鄙灵魂，还把他的精明奸险和当权的蔡九知府的昏庸无能，作了生动的反差对照。如身为江州知府的蔡九对于近在咫尺的浔阳楼上宋江题的反诗，却一无所知，而远在江州对岸无为军的黄文炳却极为敏锐地发现了宋江题的反诗。黄文炳从宋江题的“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的诗句中，已经断定题诗者“只是个配军，牢城营犯罪的囚徒”，而知府麻木不仁地说：“量这个配军，做得什么!”当黄文炳向他指明题诗的宋江，正应了京师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两句，他还颟顸地问：“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宋江装疯，作者写“蔡九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黄文炳又对知府道： ‘且唤本营主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疯，近日却才疯?若是来时疯，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才疯，必是诈疯。’”经黄文炳这一说，蔡九方如梦初醒，称道：“言之极当。”“若非通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去了。”并表示要“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作官的手段要通过私人关系打通关节，作官的目的就是要“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身为知府的蔡九毫无主见，只知夸赞黄文炳“言之极当”，“所言有理”。如金圣叹的批语所指出的：“公子官活画”;连宋江这样恪守忠孝之道的人，身陷囹圄，题诗抒发牢骚和胸臆，便要遭受处极刑的政治迫害。恰如李逵所说：“吟了反诗，打甚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样的封建统治，岂不昏庸腐朽透顶么?岂能不激起群雄“闹江州”的大规模反抗斗争?

最后，小说还通过“闹江州”的情节，使英雄们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好在它不是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一味地把英雄写得完美无缺，而是在适当地写英雄缺点的同时，努力歌颂英雄的可贵品质。如身为梁山泊军师的吴用，他想出让“戴宗传假信”的计谋，却在假信上留下了一处脱卯的差错，但他随后即发觉了这个问题，想到“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因此差了。是我见不到处。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问出实情，却是利害。”因此，他与晁盖商议，立即率人前往江州搭救宋江、戴宗。这就既写出了吴用的“见不到处”，更突出了他的机警多智，一点也未把英雄人物加以神化，跟《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神机妙算迥然不同。又如李逵，作者写他的英勇无畏，手握两把板斧第一个跳出来砍翻两个行刑的刽子手，被晁盖称赞为：“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与此同时，又写出了他有鲁莽的缺点。当他提出“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快活。”作者便通过戴宗当即指出：“兄弟，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然有失。”李逵的这种“莽性”当然是个缺点，但由此却更加真实地突出了他那英勇无畏、拼死杀敌的造反精神。参加劫法场、闹江州、救宋江的，不仅有分别扮做客商的、使枪棒的、挑担的、行乞的梁山好汉和原在宋江身边的李逵等英雄，来接应的，还有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壮客，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带十数个卖盐火家。正是由于各路群雄的“同心协力”，才使“宋江、戴宗得免一刀之厄”。(王望如评语)因此，“闹江州”的情节，既不是把英雄人物神化，又不是突出某个英雄个人的力量，而是别出心裁，高屋建瓴地谱写了一曲各路英雄好汉“同心协力”的群英谱。

由此可见，不仅“闹江州”的整个情节显示了小说作者的独创性，而且还着力刻画宋江的内心痛苦和追求，以反差对照的手法揭示两个反面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歌颂各路英雄“同心协力”的群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