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借诗句入词、曲，是词、曲作者经常使用的手段，本来，诗、词、曲三者之间就存在着许多相似的艺术特点，在三种体裁的文学都获得发展以后，不少作者往往既是诗人，又是词人和曲家，这就使诗、词、曲的融会更加容易发生。王国维在以上这条评语中，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借诗句入词、曲现象做了饶有新意的解释。

晚唐诗人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五律：“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写友人离开长安，入闽未返，诗人对他的关心和思念。“此地”二句，回忆二人告别之夜聚会的情景，“雷雨寒”表明时在初春。“蟾蜍亏复圆”，因为诗歌是写在深秋，所以这句是说，他们分手已经八九个月。本来这首诗算不上优秀，然而由于“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十字境域开阔，景色苍凉，将离别的愁绪作了充分渲染，成为名句，整首诗歌也因此出了名。王国维认为“秋风”两句好在有境界。什么是境界呢?他在《人间词话》“初刊稿”第六条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贾岛“秋风”两句好就好在写出了“真景物、真感情”。

后来，周邦彦将这两句诗融进《齐天乐·秋思》词：“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上阕写晚秋暮雨时节，身在异乡，情思重重，不由慵懒无聊，无奈而依靠读书打发时光。下阕专在“离思”上传递心曲，一在荆江，一在长安(可能只是借用地名，未必实指其地)，两地人虽然情深，却徒成“空忆”。新酿的酒、鲜美的蟹螯，能愉快口味，可是，充满离愁别绪的心，却怎么也活泼不起来。整首词将离愁的压迫表现得非常沉重，“渭水西风，长安乱叶”两句，恰能写出哀愁在词人心中弥漫膨胀的状态。

元代著名戏曲家白朴在他的散曲《双调德生乐·秋》及杂剧《梧桐雨》第二折《普天乐》，也分别将贾岛这两句诗融化进来。王国维《人间词话》“初刊稿”第六四条提到：“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思壮采，为元曲冠冕。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引文据手稿本)则他这条评语中说的可能是指《梧桐雨》，所以这里只举后者的例子：“恨无穷，愁无限。争奈仓卒之际，避不得蓦岭登山。銮驾迁，成都盼。更那堪浐水西飞雁，一声声送上雕鞍。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此曲唱出唐玄宗因安史之乱，仓皇避难成都时心中的愁意恨绪，他从特定的遭遇出发，借用贾岛成语，部分转变了诗人的原意，由友人分别之愁，变成抒发对江山和故园的感伤。王国维引贾岛诗句，“秋”作“西”，“叶”作“日”，可能也是受到了白朴《梧桐雨》的影响。

王国维不仅指出周邦彦、白朴借用贾岛诗歌的境界为词、曲的境界，而且还更加深入一步指出，周、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借用古人境界，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自有境界”，没有这个根本的条件，借古人境界就不可能实现，创作也不会成功。我们对《人间词话》的表达方式，要特别注意作者有时使用“然”字，意思在于提示，“然”后面的话才是作者最有心得、最重要的意见。如《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二条“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文学分理想、写实二派，这在西方文学理论中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知识，王国维早就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所以了解这一点，将它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这一点并不是王国维本人的创造，所以也不是他个人提出的主张。在这条评语中，他自己最有心得、也最重要的见解是“然”字后面的话，即提出“造境”和“写景”、“理想”和“写实”二者往往融为一体，“颇难分别”，从而对西方的文学主张提出了某种纠匡，这才是王国维本人的理论创造。所以《人间词话》手稿中，作者对这条词话“大诗人”至“邻于理想故也”的文字，加添了圈号，提示要点所在。又比如“初刊稿”第五条：“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他此处突出强调的也是“然”字后面的话，即主张文学及美术必须遗弃和冲破自然物互相的关系和限制，作者应该既是写实家，又是理想家。又如“未刊稿”第五十条：“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引入西方“游戏说”来解释写诗等文学创作活动的展开，可是他真正强调的是“然”字后面的要求，即文学既要“诙谐”，又要“严重”，突出寓严肃于游戏的见解，这也代表了他对西方“游戏说”个人的理解。在本条评语中，王国维重点不在于肯定诗人、词人、曲家互相可以借用境界，而在于指出，借用者自己有境界，才能从被借用的他人作品中得到境界，如果“我”没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观点，作者在创作中首先应当自问： 我自己的胸襟大不大，感情真不真，摄入作品的景物切实不切实，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借用古人成语，合适的才借用，不合适还是放弃为妙，否则，小船载不动大宝藏，只会自惭形秽，沦落为“偷句”。此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读王国维这段话，它实际上指出，唯接受者“有”此物，才能从对方接受相关物，前人作品中的“境界”只对“有境界”的读者开放。这对于文学创作中的改旧编新、古为今用，以及研究接受学说，都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