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弇辈,则倜乎远矣.

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弇辈，则倜乎远矣。

《人间词话》于清朝词人中，对纳兰性德评价独高，称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初刊稿”第五二条)作者此条评语，通过将纳兰性德与清代其他词人比较，又一次肯定了他在清朝词坛独一无二的地位。

王国维所以将纳兰性德与清朝其他的著名词人进行比较，是由于谭献《箧中词选》(即《箧中词》)里的一段词论引起的。谭献(1830～1901)，原名廷献，字涤生，更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任歙县、全椒、合肥、宿松知县，晚年主讲湖北经心书院。词学主张与常州派一脉相承，又受浙派一定影响。他编选清朝词人作品为《箧中词》六卷，又续四卷。自称“以衍张茗柯(惠)、周介存(济)之学”(《复堂词话》)。他论词同样强调比兴寄托，门径稍放宽。对于清朝词人，他在《箧中词》卷五指出，纳兰性德、蒋春霖、项鸿祚三人旗鼓相当，堪称鼎足。谭献主要似乎是着眼于三人都并非以学问的、政治寓托的手段写词，而是将词当作寄情传恨的方式，才这样说。蒋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曾任淮安盐官。早年习诗，后放弃诗歌，专攻填词，著有《水云楼词》。词人久居东台，东台有水云楼，因以名词集。项鸿祚(1798～1835)，改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属后期浙派词人，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蒋春霖词多抒写抑郁怀抱，项鸿祚词也以抒发幽愁暗恨为主，与纳兰性德词凄清哀感的风调，都有相近似的特点。有一种传说，蒋春霖因为爱慕纳兰性德《饮水词》和项鸿祚《忆云词》，所以将自己的词集名为《水云楼词》，这并不符合事实。然由此传言，适可见三人的词风互相接近。他们又都是名家，所以谭献将三人并提也有原因。

王国维认为，蒋春霖、项鸿祚二人词的成就虽然远在张惠言、周济之上(这符合他论词贬抑常州派的一贯主张)，可是，若将他俩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就是拔高了他们，不合实际了。他具体指出，蒋春霖善于小令，不善长调，不能将追求“境界”贯穿在他全部的创作中，被“气格”取代了一部分。又指出，蒋鸿祚的词“精实有余，超逸不足”，这与他说的“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又有了距离。王国维在这里流露出的心情，与其说是不想太提高蒋春霖、项鸿祚词的排名序次，倒不如说他是不想因此动摇纳兰性德在清朝词坛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地位。

还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认为王国维论词重视小令，对长调有贬抑的倾向。这固然有他自己贬低长调的言论作为根据，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我们对于这一点又不能过甚其词，讲得太绝对，如他对辛弃疾长调颇有赞语。由这一条评语看，王国维说蒋春霖“小令颇有境界，长调唯存气格”，这也似乎可以理解为，若词人的长调也能够写出境界，他一定会用对待小令的态度去对待长调。这样看来，词体制的长短还属其次，主要还是看有无境界，这才关系到问题的根本。当然，这并不表示王国维放弃了长调较难表现境界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