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清邃阁是朱熹的书斋名，王国维引用的这句话，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该卷多是朱熹论诗歌、文章的语录。朱熹原文在“古人”后有“诗中”二字，“这般”后有“诗”字。此外，在王国维引用的话后面，朱熹接着还说：“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林’;‘暖日薰杨柳，浓阴(一作春)醉海棠’，他是什么句法?”陈与义“乱云”二句出自《岸帻》诗，“暖日”二句出自《放慵》诗。这些诗句对仗工整，写景如画，它们被诗人镶嵌在律诗中，好比是全诗的句眼，不仅本身是醒目的景句，饶有胜致，而且还为整首诗增添了光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提到的陈与义佳句还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相逢京洛浑依然，惟恨缁尘染素衣”(《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之三)等，也都是语意皆妙的诗句，历来受人们赏爱。宋人以文为诗至极端，提炼不够，致使不少作品失却精彩，缺少了诗味。朱熹对这样的诗风感到不满意，所以要求诗人加强谋篇，构造佳句，避免一味直写。他提出，应当向唐以前的古代诗人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同时他也肯定陈与义这样的当代诗人在创作中善于调动句法、组织警句的特点。总之，朱熹希望诗人不要避难就易，不要贪快求多，而是要刻苦写出好的诗句，优秀的诗篇，却又不能像陈师道那样闭门觅句，而是要得之实际，出于自然。

王国维谈到填词篇与句的关系，以篇、句皆佳为理想，以“有句无篇”、“有篇无句”为偏胜，为不足(参见“未刊稿”第四一条)。他在这里，借着朱熹古诗有句、宋诗无句的话，用它来划分北宋词和南宋词的区别，并作为对南宋词，尤其是对张炎、周密词“无句”现象的批评。

北宋以前的词大都篇制短小，有的刚从近体诗脱胎出来，有的还保持着某些民间词清新的气息，所以，近体诗人注重炼句的传统，民间词人巧妙构句的艺术，都对词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词人普遍重视构造佳妙的句子，作为一篇的精彩。随着长调慢词不断增多，特别是南宋以后，词几乎已经成为长调的天下，这时候，人们填词更加注重词的音律要求，以及对词通篇的谋思，佳句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这个道理与短小的绝句、律诗每多佳句，而长篇古诗佳句反而减少，很有相似之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宋词就是真的“无句”，事实上，南宋词被后人吟诵、引用的好句子还是很多，只不过因为北宋词更加普及，名句的引用率更高，所以显得南宋词名句不如北宋词多罢了。所以王国维以上的印象虽有其产生的一定原因，并非绝对可靠。

张炎、周密的词学都出自杨缵，在重音律、求声调方面二人都有相同的看法。这是王国维将他们放在一起批评(“未刊稿”第三三条也是)的一个原因。他们二人填词，注重整篇的完善更甚于对局部的佳句的锻求，如张炎《解连环》(孤雁)虽无特别精彩的句子，而通篇警策，寓托深密，周济称赞它：“以意贯串，浑化无迹”(《宋四家词选》)周密的词也相类似，如他的《花犯》(“楚江湄”)明咏水仙，暗悼失君亡国，缱绻婉转，“一意盘旋”(周济《宋四家词选》)，虽然没有名句，却不妨其为佳作。所以，若用“无句”指他们词的一般现象，虽然并不完全妥当，毕竟还无大碍;若将这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用之于词学批评，就未必妥当了，因为“有句”、“无句”并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条件。无论诗歌还是词，有好句在其中，诚然可悦，但是论作品之高下，尚须从整体上分析其意、句、字三者是否和谐完美。宋人黄子肃《诗法》说：“故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备为妙悟，意与句皆悟而字有亏则为小疵，若有意无句，则精神无光，有句无意，则徒事妆点，句意俱不足而唯一字求工，何足取哉!”(引自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七)讲得很有道理，对词也适用。我国汉朝诗歌自然浑成，不以警句见长，魏晋以后逐渐锻炼句子，而近体诗更大力发展了这一倾向，以致有“句眼”(一首诗的妙句)之说，其优点自不待言，然古人浑成气象也就减少了。诗人工于求巧，有时反而斫伤了自然气韵，得不偿失。人们对于填词“有句”、“无句”，虽然应当知道创作中有此一说，但是作为词学批评，对此正不必太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