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李希声诗话》曰:“唐(按原文作“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宋《李希声诗话》曰:“唐(按原文作“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李希声诗话》或名《李錞诗话》，作者李錞，生卒年不详，字希声，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曾官秘书丞。著有《李希声集》，已佚。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李希声诗话》约撰成于大观三年(1109)后，绍兴元年(1131)前。此书已佚，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从《诗人玉屑》等书辑录十七条，后又被发现数则。李錞是江西诗社成员。江西诗派论诗，讲究不俗，追求高格。如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肯定“气格”“超绝”之作，他又在《书嵇叔夜诗》一文对“不俗人”下了这样的定义：“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宁僻毋俗。”李錞受他们影响，论诗也重视立意，并以“风调高古”、避免“气格凡下”作为对诗人写诗的具体要求，这正是黄庭坚等江西诗派“不俗”诗论题中的涵义。李錞“古人(王国维误作“唐人”)作诗”这段话所表达的见解在江西诗派诗论中是有代表性的，曾被广泛征引，产生较大影响。《李希声诗话》还说：“有道之士，胸中过人，落笔便造妙处。彼浅陋之人，雕琢肺肝，不过仅然嘲风弄月而已。”也可以与以上这段话互相参阅，说的都是诗人胸襟与诗歌境界风调的关系。近代宋诗运动对江西诗派的不俗论也作了突出的强调，如何绍基《使黔草自序》在引用黄庭坚“临大节而不可夺”这段话后，说：“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说：“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也。”可见江西诗派这种见解影响之深且远。词论中也有以俗为忌之说，如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一：“俗者，词之贼也。”。

王国维将李錞这种江西诗派论诗歌创作的主张用来论词，作为对“梅溪以降”词人的批评，实际上包括对史达祖(号梅溪)，以及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南宋主流词人的批评。李錞的意思是说，诗歌如果能够达到“风调高古”，即使诗意与所咏之物看似不够切近，语言也好像比较疏阔，仍然是佳作;反之，如果写物微细毕现，高度准确，可是见识庸劣，气格卑下，毕竟是不入流的，让人感到厌恶，说明诗歌的精神高古或卑俗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重要因素。王国维论词首重“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刊稿”第一条)，这里的“风调高古”其意思也相当于“境界”。他又着重以“神”而不是以“貌”区别作品的等次，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同上第三二条)“意远语疏”谓图貌不工整，“切近的当”谓状物精确，这些都是就“貌”而论，王国维认为如此并不足以决定一首词、一个词人的高低，唯有从“风调高古”即“神”的方面去辨别，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他批评史达祖等词人填词，技巧虽高，形容虽富，可是“混沌”的生命却因雕镂而失去，对此他大不以为然。王国维的这一批评，主要针对他们的咏物词。咏物词在南宋得到很大发展，如姜夔《暗香》、《疏影》二词，在词史极受推崇，《人间词话》则批评它们不免于“隔”，评价不高。姜夔以后，词人更是大力写作咏物词，史达祖尤为擅胜，刻画极其精细工巧，享有盛名。王国维借用李錞的话，对他们作了否定。这一批评在学者中有不同意见，总的来说，肯定“梅溪以降”词基本上一直是词学界的主流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