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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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本，“风格”原为“气格”，作者自行删改。“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手稿本作：“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为后蜀贵族子弟赵崇祚所编，成于广政三年(940)，选录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等18位唐末五代词人的词作，凡500首，其中大部分词人为后蜀词客。在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仍之际，西蜀凭其天堑之险和物产富庶而相对安定繁华，加之前蜀之王衍，后蜀之孟昶荒淫放逸，纵情声色，爱好文艺，于是在西蜀朝廷兴起浮艳靡丽的词风。《花间集》的编撰，就是这种词风的反映。其中部分词作，描写女性姿色情思，与齐梁宫体诗相近。王士禛《花草蒙拾》论《花间词》风格特征说：“最着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纂组所及。”又说：“或问《花间》之妙，曰： 蹙金结绣而无痕迹。”

至于《花间集》为何不选冯延巳、李璟、李煜词，应该有时空两方面原因，从时间上说，《花间集》编成时，冯延巳才38岁，李璟才25岁，李煜还是个孩子，在词体创作上他们还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实绩，没有产生多少影响;从地域上说，西蜀和南唐相距甚远，疆界和关卡都限制了文化上的交流。因此《花间集》不选南唐人词是很自然的。

但是，王国维则从词作本身找原因，认为冯延巳词与中、后二主词的境界、意旨、风格都有别于“花间”词人，因此《花间集》不录冯词。当然王国维这一则的重心在前面一句：“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

冯延巳有一些词也秾艳靡丽，如《菩萨蛮》：“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夜霜。”与“花间词人”的风格是很接近的，故而王国维说“虽不失五代风格”，但是，与“花间词人”相比，冯延巳虽也常写男女相别相思的恋情，然而常常寄寓切己的身世之感;甚至穿透日薄西山的国运，冯延巳似乎领悟到更为深刻的人生命运悲剧，词中的感慨往往能够超越一己的悲哀，而更为深沉博大。如《清平乐》：“往事总堪惆怅，前欢休更思量。”《喜迁莺》：“相逢携酒且高歌，人生得几何!”《舞春风》：“蕙兰有恨枝尤绿，桃李无言花自红。”《金错刀》：“只销几觉懵腾睡，身外功名任有无。”《金错刀》：“春光堪赏还堪玩，恼杀东风误少年。”这些词与李煜词的人生感慨略有几分相近，而是烟花梦中的“花间词人”所未曾梦见的。王国维所谓“堂庑特大”，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冯延巳在词中寄寓人生感慨，扩大词的意境，对北宋词是有明显影响的。晏殊就“尤喜江南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刘攽《中山诗话》)。晏殊词中如《破阵子》“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木兰花》“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清平乐》“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秋蕊香》“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颜依旧”，蕴涵着对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慨叹。欧阳修词如《圣无忧》“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浣溪沙》“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鹤冲天》“花无数，愁无数，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祝东风，千万莫匆匆”;《临江仙》“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鹧鸪天》“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等，更是在亲身遭际的历练中对社会人生的彻悟。这种境界和主旨，往前面都可追溯到冯延巳。所以王国维说冯延巳“开北宋一代风气”。在晚唐温庭筠、韦庄和北宋晏殊、欧阳修之间，冯延巳是风气转换的关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