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校】

手稿本，此则作：“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则词之乡愿而已。”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作：“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若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词，则乡愿而已。”“中麓”作“西麓”。南宋词人陈允平号“西麓”，故可从。



这一则是借用孔子的人品论来品评宋词人，王国维特别贬抑所不喜爱的南宋诸家。

《论语·子路》：“子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中道之人，王国维心目中的词坛“中行”是谁呢?虽然这里没有说，但联系前后相关论述来看，主要是李煜、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等五代北宋词人。将苏轼、辛弃疾品评为词中之“狂”，尚未得“中道”，显然认为苏辛二人不足为词坛正宗，这还是受到传统词学视苏辛词为“变调”的影响。“狂者进取”，苏辛二人词不同流俗，本于性情，自出胸臆，别具一格，正是“狂”者品格。姜夔词不作浮华富贵语，不写淫靡卑俗事，清空雅正，如“藐姑冰雪”，算得上是“有所不为”的“狷”士。

吴文英(号梦窗)、史达祖(号梅溪)、张炎(号玉田)、周密(号草窗)、陈允平(号西麓)等南宋词人，王国维说，虽然面目不同，但是“同归于乡愿而已”。所谓“乡愿”，《论语·阳货》：“子曰： 乡原，德之贼也。”原，同“愿”。朱熹《论语集注》说：“乡愿，乡人之愿者也。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王国维这里就取“同流合污以媚于世”的意思，品评吴文英、史达祖等南宋词人品格之卑下，乃至词品也不高。

王国维论文艺非常重视人品，除了我们前面引述他对高尚伟大人品的称赏外，对于卑污庸俗的人品，他也多次予以唾弃。在《乐庵写书图序》中他说：



且今之世，又不能与昔比，苕华其黄，瞻乌靡止，世之号为才智者，皆颛颛焉为朝夕之计，苟可以博一眴之高名厚利者，虽祸其身，若其子孙，若天下后世，而无所顾藉。其谨愿者，则率为原伯之苟、赵孟之偷，其于身家之利害犹如此，况于身外之物、不急之务，其肯摩岁月、敝精神以为之也哉?



《待时轩仿古珍印谱序》中，王国维又说：



一艺之微，风俗之盛衰见焉。今之攻艺术者，其心偷，其力弱，其气虚㤭而不定，其为人也多，而其自为也少。



这里所谓的愚蠢地为朝夕之计、一时名利而蝇营狗苟，对于身家性命乃至天下后世毫无顾忌，心偷力弱，无定志、无定见，无是非，都是乡愿的特征。王国维批评南宋诸词人为“乡愿”，也就是说他们的词，没有主体精神人格作基础，没有词人心灵生气的灌注，而仅仅于外在辞藻、典故、音律方面追求奇巧，故而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说：“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唯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值得与这一则联系起来看。诗词要植根于主体的人格精神、胸襟怀抱。“不求诸气体，而唯文字之是务”，就是无定见、无是非的“乡愿”。

清人学南宋，一般是就词体技巧的精湛、风格的雅正而言的，很少触及到人格。虽然也有人认识到南宋词的弊端，如宋尚木就说过：“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但敝在何处?各家认识不同。在王国维看来，这个“敝”，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格精神的缺失、主体精气的疲弱。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



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



意思是说，北宋词或许音律不修，不够调正腔圆，但都是“士大夫之词”，具有文人的生命精神;南宋词在音律上锻造精工，但是文士的主体精神衰敝了。词体日益精工，而精神却日益沦落。周济此论对王国维或许也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人品来论定词品，是有一定片面性的。南宋词人，正如王国维所说“面目不同”，各有特色，衰乱危亡的时代在他们的词中也烙下了印迹，他们在词体的艺术探索上尽管各有其弊，也各有其得，并且对于清代词学理论和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像王国维这样一概否定，不是客观中正的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