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校】

手稿本，“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原作“而不隶一事，所用者只小玉双成四代字”，作者自行删改。“非隶事不办”，原作“非隶事不能作”，作者自行改为“非隶事不可”。

“所隶之事”，《国粹学报》本作“所隶之字”，误。

这一则是以白居易、吴伟业歌行相比较来进一步申述“不使隶事之句”的主张，所谓隶事，就是使用事典，堆砌故实。白居易的《长恨歌》叙写帝王的缠绵悱恻、至死不渝的爱情悲剧，具有凄感顽艳的动人力量，王国维称之为“壮采”。《长恨歌》中用事典的句子“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是写杨贵妃出现在海上仙山，汉家使者让小玉报信给贵妃身边的侍女双成。小玉，是吴王夫差的女儿;双成，是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两个典故用在这里尤为贴切。

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如《圆圆曲》、《琵琶行》一类，效法元稹、白居易的“长庆体”，在清初盛传一时，甚至乾隆、嘉庆以后还有人效法吴伟业，作起长篇歌行，然均难以与吴伟业相抗。对于吴伟业的长篇歌行，王国维是欣赏的。在《致豹轩先生函》中他说：“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非如陈云伯辈，但以秀缛见长，有肉无骨也。”吴伟业长篇歌行，王国维称赏的是有气骨，白描处有深味;觉得有遗憾的是“专以使事为工”。据杜浚《祭少詹吴公文》载，吴伟业曾自评其诗“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疑其不足以传”。所谓“镂金错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使事太多。就拿《圆圆曲》来说，“鼎湖当日弃人间”，“鼎湖”用的是《史记·封禅书》的典故，这里指帝王之死;“可怜思妇楼头柳”，化用王昌龄《闺怨》意;“一斛珠连万斛愁”，用唐传奇《梅妃传》典故，等等，但《圆圆曲》总体上来说，并不滞塞板腐，依然具有长篇歌行宛转流丽的特征，就是得益于白描处。赵翼《瓯北诗话》说：“吴梅村好用书卷，而引用不当，往往意为词累。……故梅村诗嫌其使典过繁，翻致腻滞。一遇白描处，即爽心豁目，情余于文”。《圆圆曲》正是如此，典故滞腻，而白描清爽。

王国维这一则词话，也是对吴伟业之大量用事典表示遗憾，并且将“不使隶事之句”的原则推广到词体中。传统的诗词理论并非绝对反对用故实，而是要求善于用事，用得灵妙。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出：“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这不失为用事的一个原则。词是一种更“通”于“俗”的诗体，且是当筵歌唱，需要明白如话，当即领悟，因此更不宜多使事、用僻事。辛弃疾词多使事，刘克庄就有“掉书袋”之诮。但是“使隶事之句”的坏风气在词坛上有增无减。乃至李渔《窥词管见》说“近日之词”，“所不能尽除者，唯书本气耳”。清代前期词坛巨子朱彝尊的词， 就多卖弄学问，堆砌典故，求深求僻。继之者如厉鹗词也拘挛补衲，不免晦涩奇僻，在清代词坛上发生不良的影响。刘熙载《词概》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浙西词派的“雅正”风格，很大程度上是靠“事障”支撑起来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反对用事典，显然也是有着现实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