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王国维引述的古诗，出自南朝《子夜歌》，全诗四句：“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这是一首女子相思的歌曲，诗中的女子在日暮时，凭倚门窗，为情所苦，她心里只萦旋对情人的殷殷思念。是啊，谁能有牵挂而不深深相忆?“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这几句话，将历来激发吟咏诗歌的最重要的原因作了总结，所以，人间大半优秀的诗歌是倾诉心中哀乐，尤其是递传“愁苦之言”的。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又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也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王国维对前人诗歌创作缘于“不平”之说，是完全认可的，他这条词话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对韩愈所论的复述。不过，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诸说，是指诗歌、文章和学术著作，没有谈及词，王国维则是用“不平说”来解释诗歌和词的创作。当然，韩愈、欧阳修未谈及词不等于不包括词，所以很难说这是王国维对“不平说”的发展。不过，王国维将诗歌和词放在一起，都用“不平”来解释其共同的创作心理原因，这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朱彝尊《紫云词序》说：“昌黎子曰： ‘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他这样看待诗词的不同表达功能，明显带有传统的“诗庄词媚”痕迹，与他自己曾经肯定过词“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陈纬云红盐词序》)，“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解珮令·自题词集》)，也有很大差距。王国维对朱彝尊和浙西词派多有批评，他在这条词话中，强调填词与写诗一样，都是因为心有不平才形之于言，在“愁苦之言”和“欢愉之词”之间，大力肯定前者的价值，这恰是对朱彝尊“词则宜于宴嬉逸乐”反唇相讥。所以王国维在词话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隐含的批评对象却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