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
【校】
手稿本,“《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作“《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词人”,作“诗人”。“直悟”,手稿本初亦作“直悟”,作者自行改为“直说”。手稿本末后括弧中有数语曰:“此词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失载,黄荛圃所藏元大德本亦阙,后属顾涧蘋就汲古阁抄本中补之。今归聊城杨氏海源阁,王半塘四印斋所刻者是也。但汲古抄本与刻本不符,殊不可解。或子晋于刻词后始得抄本耳。”
战国时楚人屈原作《天问》,对神话传说、自然现象、人类社会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辛弃疾这首词也是如此,如“飞镜无根谁系”、“云何渐渐如钩”等,由于古人不懂得地球是圆形的,不了解日、月、地球三者的空间关系,故而有此疑问。辛弃疾这首词说,中秋月从西边沉下去,在另一个人间的东头又出现。王国维谓与近代科学家密合,实属牵强。这是近代国人较为普遍的思维方式,说什么中国传统的某种说法与西方科学暗合,如周桂笙说“《封神榜》之千里眼、顺风耳,即今之测远镜、电话机;《西游记》之哪吒风火轮,即今之自行车”①,等等,甚属无谓。王国维也未能免俗。
不过,这一则正暴露出王国维的学术思想的超卓性和局限性。在当时国人还拘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时,王国维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的新思想,大胆介绍国外学说并用于中国文化的阐释。1903年,27岁的王国维在《哲学辨惑》中说:“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后来他撰著《孔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以西洋哲学来阐释中国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阐释模式,提出一些新命题、新思想,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同于当时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是以西方文化置换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明显的例子是《红楼梦评论》,立脚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来阐释《红楼梦》,好像《红楼梦》就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艺术图解,实际上是偏离了《红楼梦》的基本主题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史”上是一篇“伟大的误读”的文章。伟大,因为它深刻、关乎人生、富于哲学思辨,但这改变不了它“误读”的性质。
对于王国维的其他文艺评论和哲学论文,也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他是最早采取“以西释中”阐释模式的一位近代学者,故而能提出超越传统的新命题,但是其中不乏误读和偏见。就像说辛弃疾词想象天体与科学家密合一样。
〔注〕 ① 饮冰等《小说小话》,见周兴陆、魏春吉等编著《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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