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校】

“唐季五代”，朴社本、《国粹学报》本均作“唐宋五代”。手稿本作“唐季五代”。查陆游《跋花间集》亦作“唐季五代”，从之改。

“然谓词必易于诗”，手稿本作“然谓词格必卑于诗”。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手稿本作“唐季五代之词独盛，亦由此也”。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国粹学报》本作“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此也”。



《渭南文集》中，陆游跋《花间集》，凡两则。第一则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指斥唐末五代的词人不能挽救衰世，施实利于生民。这与王国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的超功利文学观是相违背的，故而王氏不录。这里所录陆游跋，是第二则，说唐末五代诗卑俗，而词简古可爱。王国维曾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对唐末五代诗词的轩轾态度，与之相近，故而录之。

而四库馆臣对于陆游此论不以为然。在《四库全书总目·〈花间集〉提要》中辩驳说：



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库馆臣之意是说，诗高词卑，作诗比作词更难，唐末五代人学力有限，故而作诗不及初盛唐，唯擅长较为容易的词。对于此种解释，王国维不能信服。他质疑说：“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词与诗，孰难孰易?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仅就音律来看，李清照《论词》说过：“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比律诗更多限制，不见得就容易于律诗。实际上唐末五代以来的作者，或偏擅于诗，词却非本色;或偏擅于词，诗则不工，各有所偏。

那么，到底“五代词之所以独胜”的原因是什么呢?王国维引用明末陈子龙(字卧子)的话来解释。陈子龙所言，出自他的《王介人诗余序》。原文是这样的：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制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所及。



陈子龙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对于宋词之兴给予合理的解释，即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的欢愉愁怨之情总是存在的，压抑不了的，总是需要发泄的，于是通过词这种形式抒发出来，造就了词体之盛。但是，将这个逻辑推理扩展，去解释五代词之独盛，是牵强的。因为唐末五代的诗歌并非“言理而不言情”。王国维似乎也看到这个推论的问题，故而有意删去“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一句，突出强调“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造成五代词独盛的原因，与他重视词的抒情性，强调“不平则鸣”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将“五代词之所以独盛”仅仅归结为“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牵强的。

其实，词这种文学体制在唐末五代趋于兴盛，应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一、 词作为新兴的诗体孕育于南北朝，产生于隋，成熟于中晚唐，有一个在民间孕育，由文人发展提升的过程。晚唐五代时，文人普遍爱好填词，本来已显示生机的诗体，在文人手中获得极大的提高、升华。二、 晚唐五代从社会环境来说，是个特定的时代，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上层贵族纵情声乐，文士生活的娱乐化，等等，都促使“词”这种适应城市文化消费形式的文体的兴盛。三、 胡乐和华夏音乐相互吸收借鉴而形成的燕(宴)乐，隋唐以降日益流行，词就是随燕乐而起的一种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不是“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简单一句就可解释得了的。

词在五代之“盛”，后世少有异辞。如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就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卷二)但是，词是否五代“独”盛?实不尽然。这其实是王国维个人的词史观。他评批《词辨》时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在《人间词话》的其他部分，王国维还说过“北宋风流，渡江遂绝”; “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之类的话。很明显，与他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相一致，对于词史，他称赏唐末五代北宋词，贬斥南宋词，唯独辛弃疾除外。王国维的词作，也是与五代北宋为近。

放在清代的词学史上来看，王国维这种尊北宋贬南宋的词学观，是独特的，甚至是偏执的。清代词学多尊南宋，如朱彝尊就推崇姜夔，有“词至南宋始工”的论断，郭麐《灵芬馆词话》誉为“不易之论”。乾隆、嘉庆年间，浙西派主张学词从玉田(张炎)入手，常州派强调从碧山(王沂孙)入手。清季词学，王鹏运学碧山、东坡，郑文焯学白石(姜夔)、耆卿(柳永)、朱祖谋学梦窗(吴文英)、清真(周邦彦)，况周颐学梅溪(史达祖)、方回(贺铸)，基本上是取径南宋。王国维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被时人所宗奉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山、张炎，给予苛刻的贬斥。当然，这只是王国维个人的品味爱好，不足以成为文学史定论。王国维论词，更偏重于词的抒情性特征，对于词的音律技法较少关注。而词呢，“北宋盛于文士，南宋盛于乐工”，在“艺”与“技”两者之间的确各有偏擅，因此王国维的这种偏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联系创作来看，王国维留下的一百余首词，小令占绝对多数。“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朱彝尊《鱼计庄词序》)，这是历代词家的共同认识，连朱彝尊都这么说，那么，王国维论词偏好北宋，是很自然的。

不过，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引张孟劬语，说王国维“晚年亦颇自悔少作”。1925年，王国维答应重新出版《人间词话》时，给陈乃乾写信，其中也强调“但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自悔少作”的心情的话，可能是晚年作为学者的王国维，觉得早年自己的词学评论在南北宋词的轩轾上，还是不够审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