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公四年：召陵之盟》原文|注释|赏析

经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许男新臣卒。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传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 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穀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注释〕　 四年：鲁僖公四年，即周惠王二十一年，即公元前656年。　 公：鲁僖公，又作鲁釐公，即姬申，鲁国国君，前660—前627年在位。齐侯：齐桓公，即姜小白，齐国国君，前685—前643年在位。他任用管仲，对内改革政治，富国强兵，建立霸业，为春秋五霸之首。宋公：宋桓公，即子御说，宋国国君，前682—前651年在位。陈侯：陈宣公，即娲杵臼，陈国国君，前693—前648年在位。卫侯：卫文公，即姬燬，卫国国君，前660—前635年在位。文公之立，当卫在齐桓公帮助下复国之初，司马迁说他“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牧卫民”。郑伯：郑文公，即姬踕，郑国国君，前673—前628年在位。许男：即姜新臣，许国国君。曹伯：曹昭公，曹国国君，姓姬，前667—前653年在位。蔡：古国名。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封其弟叔度，建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春秋时，为楚所迫，多次迁移，后止于州来(今安徽凤台)，称下蔡。前447年，亡于楚。　 陉(xíng)：山名，在楚国北境。　 师：齐桓公率领的八国征楚联军。　 召陵：今河南偃城东三十五里。　 使：派遣使者。　 风马牛不相及：比喻齐楚疆域不相连。　 虞：料想。涉：徒步通过水域。　 管仲：名夷吾，以字行。春秋齐国颍上(今属安徽)人。辅助桓公，改革齐政，尊王攘夷，开启大国争霸的政治局面。　 召(shào)康公：召公，即姬奭，西周大臣，助周武王灭商。武王死，辅成王，官太保，与周公分疆而治，负责西部。封于燕，由其长子赴国治理。成王死，又辅助康王。大公：即太公，太公望，又名姜尚、姜子牙。西周大臣，辅助武王灭商，受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五侯九伯：泛指天下诸侯。　 履：鞋，引申为践履之地，指得以征伐的范围。　 穆陵：今湖北麻城北一百里，与河南之光山、新二县接界之穆陵关(一作木陵关)。　 无棣(dì)：今河北卢龙一带。　 包茅：古人拔取带有毛刺的菁茅，使之成束。　 共：同“供”。　 缩酒：用所束的菁茅滤酒去滓。　 徵：问罪。　 昭王：即姬瑕，西周天子，前995—977年在位，多次率军征楚。南征而不复：征楚回师，渡汉水时，遭袭击落水而死。　 乘：乘马车。　 不穀(gǔ)：诸侯自谦用语。是为：要做的事。　 好：友好。继：继承。　 徼(jiǎo)福：求福。社稷：土地神庙和谷神庙，古代立国必建社稷，乃用以指代国家。　 绥：安抚。　 方城：楚国所筑长城。其地域长度，各家所说不同。

〔鉴赏〕　《左传》此文记载齐桓公、管仲以尊王名义，率八国之师南下征楚，楚王两度派遣使臣，与之谈判，双方在昭陵订盟。

这段历史所表明的是，管仲为齐桓公图霸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尊王攘夷。”僖公四年及此前的政治形势，据《春秋·公羊传》所论，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北面的狄人伐邢破卫，在今河北、河南威胁着华夏族的各国，南面楚人的势力已逐渐向黄河流域拓展。华夏族面临存亡危机，管仲主张在“尊王”的旗帜下，“诸夏亲昵”、“同恶相恤”(《左传·闵公元年》)，共同“攘夷”，抵御楚和戎狄的侵犯。在齐国救卫之后，北方戎狄的势力已被遏止，放到日程上的大事便是阻止楚国北上。齐桓公和管仲，联合了鲁、宋、陈、卫、郑、许、曹七国，先平定了投靠楚国的蔡国，接着率八国之师进入楚境。

在军队交战的同时，双方又开展外交活动。管仲在谈判中树起“尊王”大旗，以此为外交攻势的思想主题。他谴责楚国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原来，楚国被视为蛮夷，却在早周时期就与周有一定关系，参与周武王领导下的尧商战争。周初封建楚首领鬻熊从成王那里受封，确定爵名、姓氏、都邑。以周王为天子，尊敬周王，曾是楚国统治者的意识。随着周室衰微，诸侯尊重王室的思想渐为淡漠。东周立国不久，郑武公就轻视平王。其子郑庄公更是以武力与桓王对抗，他的部下在战斗中用箭射中桓王肩膀，也不了了之。周统治者所鼓吹的“受天有大命”的神话破产。作为蛮夷的楚国，较之华夏诸国，其叛逆思想形成得更早。还在夷王时，楚子芈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自立为王，并立其三子为王。后虽去王号，但对周王并无敬重之心，只为避免战争。既然楚没有公开否认、改变与周王之间的从属关系，也就得尊王，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其中之一，便是每年要贡献包茅，供周室缩酒，用以祭祀。当管仲以此责问时，楚国代表只得承认错误，表示会继续履行这一义务。至于昭王沉没汉水，则表白并非自己的过错，要管仲去实地调查，以确定罪责。以尊王名义发动的征楚战争，在楚国表示承认错误继续尊王之后，也就没有理由再进行了。况且，以齐为首的华夏诸国联军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双方作揖言好，在召陵盟誓。

管仲主张“尊王”，是由于他力图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齐国的利益。管仲主张诛杀不孝之人，不变易嫡长子的地位，不以妾为妻，帮助已经灭亡的国家重新建立，都是出于保持社会秩序和安宁的需要。在他看来，要维护秩序，就得强化君臣地位不变的意识，为此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他认为：“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

与西周时期的思想不同，管仲、桓公的尊王是为着“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诸侯尊重自己的霸主权利、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王权是一种进步的因素，这乃是显而易见的。在纷争混战的社会中它是秩序的代表。与诸侯国各自为政所造成的分裂与相互间的无休止战争相比，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以维护和平和安宁，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思想。何况，当时的华夏诸国面临着戎狄蛮夷的威胁。强国高举王权的旗帜，就能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致对付外部的威胁。

在评价管仲的历史功勋时，孔子曾经说过：“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他认为如果没有管仲，后人恐怕都要成为夷狄的臣民了，也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孔子对管仲这一评价是十分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