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威武不能屈》原文|注释|赏析

第　二　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第　八　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第　九　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注释〕　 景春：与孟子同时的一位习纵横之术的士人。　 公孙衍：又叫犀首，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人，是当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魏人，是与苏秦并称的大纵横家。　 熄：平息。　 丈夫：指男子。冠(ɡuàn)：古代男子到二十岁便举行加冠礼，承认他是成人。这种礼节叫冠礼。　 女：同“汝”，你。　 夫子：丈夫。　 广居：这里指“仁”。　 正位：指“礼”。　 大道：指“义”。　 淫：乱。　 戴盈之：宋国大夫。　 什一：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率。　 今兹：今年。 攘(rǎnɡ)：偷窃。　 公都子：孟子弟子。　 生：生民，有人类。　 民无定居：民患水避之，故无定居。　 营窟：相连的窟穴。　 《书》：《尚书》。　 引文为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今文《尚书》无。洚(hónɡ)：通“洪”。　 菹(zū)：有草的沼泽地。　 代：更替。　 汙(wū)：不流动的水。汙池：池塘。　 沛：生长水草的湿地。　 奄：周初东方小国，在今山东曲阜附近。　 飞廉：一作蜚廉，与其子恶来都是商纣王的臣。　 丕：大。谟：通“谋”。　 承：继承。　 烈：光辉。　 引文为伪古文《尚书》的《君牙》，今文《尚书》无。　 《春秋》：鲁国的编年史，传为孔子作。　 处士：无官职的士。　 杨朱：又名阳子居或阳生，战国初期思想家，主张“为我”、“贵己”。墨翟(dí)：墨子，战国初期思想家，主张“兼爱”。　 公明仪：曾参的弟子。　 庖(páo)：厨房。　 莩(piǎo)：同“殍”，饿死者的尸体。　 闲：本指木栅栏，引申为防卫，保卫。　 距：同“拒”。　 放：驱除，屏弃。淫辞：过分的言论。　 兼：兼并。　 引自《诗经·鲁颂·閟(bì)宫》。膺：打击。荆、舒：南方少数民族。承：抵御。　 诐(bì)行：偏激的行为。

〔鉴赏〕　景春是战国中期研究纵横权谋之术的学者，他自然很佩服公孙衍、张仪那样的著名纵横家，认为他们才是“大丈夫”。不料孟子却来了个当头棒喝：他们哪能算大丈夫！他们只能算是小媳妇！因为他们只是“以顺为正”，一味顺从统治者的意志。接下来文章一口气用几个对仗工整的排比句，指明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这些句子从视觉上看，端庄整齐，错落有致，具有结构美的特点；从听觉来说，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具有音乐美的特点。几句话一气贯注，显得气势磅礴，庄严神圣，从而凸显了“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大无畏的精神，永守自己信念的高风亮节。使人不得不仰而视之，同时与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前人所评论的：“开口一语喝破，即引证以妾妇反对丈夫，见丈夫且不是，况大丈夫乎。末节言大丈夫之事，一气滚下，笔力雄壮，写出孟子泰山严严气象。”(《苏批孟子》)所谓“大丈夫”精神，是相对于所谓“妾妇”(小媳妇)之道而言的。这种表达形式虽然带有那个时代难免的性别歧视色彩，但孟子所要强调的那种高洁操守、人格尊严、勇敢无畏和个体自由精神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豪言壮语昭示了天地之正气，表现了一种刚强不屈的精神，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一类民族英雄抛头颅，洒热血。这种正气和精神将永远存留宇宙之间，激励各个时代的人们英勇奋斗，战胜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孟子以“好辩”著称，在为自己这一偏好和特长辩护的过程中，他透露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宏大抱负。孟子称自己的好辩是“不得已”。所谓“不得已”，是指一个人在遇到某种外部事物，或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逼迫时，内心感觉到不得不说、不得不做，这是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声音，是其精神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反映了他的一贯信守的价值，他的灵魂的热烈的追求。

孟子所珍视的价值、他的热烈追求是同古圣人的精神相联系的。他在文中详细地追溯了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圣人讨伐暴虐、为民除害、造福百姓的丰功伟绩，又颂扬了孔子著书立说、谴责乱臣贼子、捍卫先王之道的不朽功勋。字里行间孟子突出了这些圣人在面对恶势力横行、邪说泛滥、百姓遭受灾难之时对民族的责任感，捍卫正道、接续和弘扬传统价值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勇于应对历史挑战的战斗精神。这些文字力图表明，正是对这些意识和精神的认同，使他感觉到“不得已”要投入辩论和批判，有一种要捍卫中国的道统、成为“三圣”(指大禹、周公、孔子)之后又一位圣人的强烈的欲望。

儒家大师的历史使命感和圣人使命感在孔子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就是明证。然而这种使命感在孟子身上表现得最强烈，也被他描述得最清楚、最生动，此后就成为各个时代儒学大师的共同思想特征，也是他们不畏艰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儒家理念的强大精神动力的来源。正是这种使命感使一些儒家代表人物具有极其高远的目标，其人格显示出宏大的气象。北宋哲学家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宏伟抱负最充分的体现。

这种使命感是同儒家的道统观念结合在一起的。道统观念有两面，一面是维护、弘扬由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到孔子传承的圣人之道，另一面是批判和排斥各个时代的“异端”、“邪说”，即孟子所说的“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在孟子时代，杨朱所属的道家和墨子开创的墨家在社会上，特别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对儒学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孟子说他“不得已”好辩，在文中对他们加以激烈的攻击。

孟子的口才堪称一流，他是辩论的高手。《孟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雄辩，正是好辩使他的文章显示出锋芒毕露，流畅犀利，明快练达，气势磅礴的独特风格。他在文中批判“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并且痛骂杨、墨“是禽兽”。这里可以看出在孟子文章的豪迈之气中，不免也有几分霸横之气。故以前也有人批评孟子的文章“近乎骂”，不像荀子文章那样有大儒老师的典雅庄重的风度。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孟子才是一个有血有肉、敢爱敢恨、生动可爱的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