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门有棘,墓门前长着枣树,
斧以斯之。就操起斧子把它砍掉。
夫也不良,这个人是不良之徒,
国人知之。国中的人无不知晓。
知而不已,知道他居心险恶却不加制止,
谁昔然矣。很早以来就已这样糟糕。
墓门有梅,墓门前长着梅树,
有鸮萃止。猫头鹰聚集在树上。
夫也不良,这个人是不良之徒,
歌以讯之。唱支歌儿把警钟敲响。
讯予不顾,告诫的话充耳不闻,
颠倒思予。栽了跟斗才想起我的歌唱。
这是一首讽刺、斥责品行邪恶的统治者的诗。《毛诗序》指出:“《墓门》,刺陈佗也。”陈佗为春秋时代陈文公之子,文公死后,陈佗之兄桓公(名鲍)继位。据《左传·桓公五年》载:“陈侯鲍卒。再赴也(发了两次讣告)。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桓公)疾病而乱作。”陈佗在桓公病中杀太子免,桓公死后他又自立为君,陈国大乱,后来蔡国为陈国平乱,终于诛杀陈佗。据《诗序》,这首诗就是针对陈佗而发的。
但是,由于《毛诗序》中又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 “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弒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可谓切中要害之论。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诫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从先秦以来此诗就流传甚广,也产生了有关它的一些传说。如《楚辞·天问》云:“何繁鸟萃棘,而负子肆情?”王逸注云:“晋大夫解居甫聘吴,过陈之墓门,见妇人负其子,欲与之淫泆,肆其情欲。妇人则引诗刺之曰:‘墓门有棘,有鸮萃止。’故曰‘繁鸟萃棘’也。言墓门有棘,虽无人,棘上犹有鸮,女(汝)独不愧也?”又《列女传·陈辩女传》载:“辩女者,陈国采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于宋,道过陈,遇采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汝)为我歌,我将舍女。’采桑之女乃为之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大夫又曰:‘为我歌其二。’女曰:‘墓门有楳,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止。讯予不顾,颠倒思予。’大夫曰:‘其楳则有,其鸮安在?’女曰:‘陈小国也,摄乎大国之间,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师旅,其人且亡,而况鸮乎?’大夫乃服而释之。”以上两则传说情节虽有异,但由此也可看出此诗在民间甚为流行,连劳动妇女也知道引用,或许此诗本就出自民间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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