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胡为乎株林?
从夏南兮?
匪适株林,
从夏南兮!
(林、南,侵部。)
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
(马、野,鱼部。驹、株,侯部。)
〔译文〕
“国君带着孔宁、仪行父三人要去株林吗?是去夏南家吗?”“不是到株林去,不是去夏南家。”
他们驾着我的车,到株林那里住下来。他们乘着我的车,到株林那个地方吃早饭。
〔评介〕
《毛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美丽而淫荡,是陈国大夫夏御叔之妻,夏征舒(字子南,又称夏南)之母。夏御叔死后,夏姬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私通,在朝廷上三人公开拿夏姬给的内衣开玩笑;在夏家饮酒时,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君王。”夏征舒听到后,感到难堪,就杀死了陈灵公。(事见《左传》宣公九年、十年)《序》说与《左传》记载相符,自古迄今对此诗均无异议。
诗两章,章四句,借用为陈灵公驾车人的身份,直陈其事,以幽默讽刺的口吻揭露和鞭挞了陈灵公等人荒淫无耻的丑行。本来,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与夏姬私通宣淫,这种无耻的丑恶行为,他们自己都公开宣扬,毫不隐讳,应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至于君臣三人常去株邑,常住于株邑,常食于株邑,当然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那么如果作为给陈灵公赶车的人,则更清楚其中底细,一驾车就要往株林走,他是一清二楚的,根本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在第一章中,却故作疑问,故作虚伪的回答,先提出:“国君带着孔宁、仪行父三人要去株林吗?是去夏南家吗?”这是明知而故问。“从夏南”,就是直说到夏南家,到夏南家,就是找夏姬,找夏姬的目的就是宣淫,这是很明确的,疑问的提出,而不明言,本已是揶揄嘲讽。接下来的回答,“不是去株林,不是去夏南家。”这是故作托辞,是不敢正面回答的虚伪的搪塞之辞。这一问一答,是优孟衣冠式的忸怩作态,是有意装出来的欲盖弥彰,意在嘲讽挖苦,是寓深刻揭露于幽默之中。朱熹提出所谓“盖淫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诗集传》)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实际上,夏姬之夫已死,夏南已为大夫,当然原来夏家为夏御叔家,而现在的夏家就是夏南家。诗人在此,无所谓“不可言”,更谈不上什么“忠厚如此”,那样解释,只能削弱作品的战斗性。对此,姚际恒批评说:“彼夫死从子,夏姬在子家,言夏姬者必言夏南,此定理也。讵以是见诗人之忠厚哉?”(《诗经通论》)这一驳斥当然是正确的。正是这样,诗人在第二章中就把老底揭出来了。原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到了株邑之野就住下来,他们坐着我的马车,就是为了到株地去吃早饭。这一章好像是对第一章的补充说明,也就是用事实来证明前章后两句回答的虚假。用揭老底来泄露真情,不更具有讽刺意味么?
寓揭露、嘲讽于幽默之中,是本诗的最大的特色。对陈灵公君臣荒淫无耻的丑恶行径,本来诗人是深恶痛绝的,诗人要揭露它,但却不直斥其事,有如《雅诗》之《正月》、《桑柔》。要讽刺它,却不用嬉笑怒骂,如《魏风》之《硕鼠》、《鄘风》之《相鼠》。而是设为问答,故弄玄虚,并以泄真情,掀老底的方式表达出来,揶揄之情毕现,幽默而极富风趣,就仿佛一个相声演员在表演相声一样。
本诗两章,既不用《诗经》常用的循回复沓的重章迭唱,也不用一般的平铺直叙的赋体,而在诗句中设为问答,有交代有说明,句式上不仅长短时有错落,而且用词上同一内容的地名也采用不同的说法,如“株林”、“株野”、“株”,力求变化,不取雷同,从而使表情达意,曲尽其妙。这也就使其成为《诗经》中独具特色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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