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爱居爱处,爱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询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是一个远征异国、长期不得归家的士兵的控诉。关于诗的时代背景,古来说法不一。但从诗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反映了统治阶级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第一章开头先声夺人,写击鼓进军,士兵们踊跃地操起武器训练,有的在国都内建筑房屋、城防工事。前三句就举重若轻,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战备图,活画出城内士兵紧张操练,漕地筑城的繁忙景象,烘托了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气氛。同时又交代了“我独南行”的背景。“南行”是指下章说的讨伐陈与宋的战役。因这两国在卫国之南,所以说“南行”,写了士卒行军时心中所想,诅咒自己偏偏不幸被迫远征南方的噩运。吕东莱《家塾读诗记》引李氏说:“土国城漕,非不劳苦,而独处于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虽欲为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实乃征人之切身感受。第二章写南行之事,表达了有家难归的痛苦心情。前两句以赋铺陈,写自己跟随公孙子仲将军,讨伐平定了陈、宋两国。后两句抒情,他万般无奈地对天长叹:为何还不让我们归家?!难道打完仗还要让我们这些幸存者长期守边,我们这忧心忡忡的心都要碎了!这一章没有展开描写平定陈、宋两国的战役,而是一句带过,详略得当,紧扣主旨,实写行役之苦、期限之长给征人心中带来的怨恨和忧伤。第三章是说“军士散居,无复纪律”(《集疏》),“缘上不得归而言之”(《义门读书记》)。在驻守的地方军心涣散,没有斗志,连战马都丢了,只有到树林中去寻找。厌战情绪,溢于言表。可见非正义的战争,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第四章回笔倒述,追叙自己与妻子离别时的情景,想起和爱人的誓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时立誓同死生离合,这些约定言犹在耳,而这一切现在都成了空话。这一段侧面描写,充满着难以生还的忧伤和士兵思乡怀人之愁,表达了对驱迫他上战场的统治者的憎恨。最后在第五章中,他不禁沉痛地诉说:唉!现在我们这些久离家人的当兵的,只怕今世不能活着回去了!尽管当初临走时预先定下了回家的信约,今生是难以如愿了!这一咏之叹,正如李蒲平所云:“此诗丧马求林、离散阔洵之状,千载如见。”这种委曲怨恨的典型情绪,正反映了人民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抗。
周代初年,大小诸侯原有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代只剩三十几国了,诸侯间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战争的剧烈程度,可想而知。此外,周人常常受到四夷的侵扰,抵抗外侮的战争便时有发生。根据史书记载,卫国对外战争也很多。《击鼓》这首诗反映的“平陈与宋”的战争,旧说是指鲁隐公四年(前七一九)卫联合宋、陈、蔡伐郑的事,但与诗中所写的情况不符,所以不可信。姚际恒认为是指鲁宣公十二年(前五九七)宋伐陈,卫救陈而被晋所伐的事,可备一说。由于史书阙载,《击鼓》所反映的到底是哪次战争,很难确指,不必硬性附会史实。
这首诗无论是描写备战出征场景,铺陈军心涣散情况,还是叙述离别的痛苦,都情景逼真,文笔委婉有致。据陈子展《诗经直解》按语所言:“诗人若具速写之技,概括而复突出其个人入伍、出征、思归、逃散之整个过程。简劲不懈,真实有力,至今读之,犹有实感。”本诗为其短小篇幅和抒情性质所限,当然不可能象杜甫的《兵车行》或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那样,详叙人民所受的战乱兵燹之苦。但是作者所具备的高度概括能力,不仅使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成就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无论前三章的叙述,还是第四章的回忆和最后的嗟叹,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前面的叙事中既有抒情,又为后面的呐喊呼号作了铺垫,主人公那种情调凄怆、思绪悲愤的形象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错落有致,前后呼应,放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章战鼓咚咚、甲兵踊跃的喧嚣气氛,给第二、三、四章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底垫;而二、三、四章的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韵脚、句型的变换紧密结合,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在前四章的铺陈之后,第五章一咏三叹,四个感叹词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掷地有声。至此,诗人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卫国统治者发动战争造成的罪恶也得到了深刻揭露。
《击鼓》这首诗不愧为一支杰出的士兵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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