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园有桃，
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桃、肴、谣、骄，宵部。哉、其、矣、之、思，之部。)
园有棘，
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
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棘、食、国、极、哉、其、矣、之、思，之部。)
〔译文〕
园里有棵桃树，结的桃子真好吃。心里充满忧伤，嘴里哼着歌谣。不了解的人，说我狂傲。他说得对吗?你以为怎样?我心里充满忧伤，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掉!
园里长着一棵桃树，采摘桃子来品尝。心里充满忧伤，到处游走闲逛。不了解的人，说我失常。他说得对吗?你以为怎样?我心里充满忧伤，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记!
〔评介〕
《园有桃》两章，章十二句。这是抒写一位士人抒发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忧虑，但又不被人们理解的苦闷心情的诗。《诗序》说得比较贴切：“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居，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这些话尽管对作者的动机用意不作直截了当的解释，却也说明了当时魏国的一般政治情况。虽然《诗序》中有些话只是推测，但毕竟还是抓住了本诗的要害——“刺时”。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是“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故作是诗。”还说：“言园有桃，则其实之肴矣。心有忧，则我歌且谣矣。”方玉润认为此说是“尤含囫滑过，毫无意义”。方的评论虽然有些刻薄，但是指出了朱子之说并未揭示出具体的实质性问题。方玉润还认为姚际恒的评论(“桃、棘，果实之贱者。园有之，犹可以为食，兴国之无人也。故直接以‘心之忧矣’云云。”)是“就诗论诗，未尝即当日情事而一思之耳”。他认为诗人的意思是说：“园必有桃而后可以为肴，国必有民而后可以为治。今务为刻啬，剥削及民，民且避硕鼠而远适乐国，君虽有土，谁与兴利?旁观深以为忧，而当局乃不以为过，此诗之所以作也。”因此，方玉润认为本诗的主旨是“贤者忧国政日非也”。这是对的。
今人对本诗主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说“这是忧时的诗，和《黍离》相类”，从《序》“刺时”说。陈子展在《国风选译》的解题中说本诗“大概是一个骄傲而且急躁的大夫，爱发议论，自以为是，受到了挫折，因而忧谗畏讥，心灰意懒，作了这篇诗。”虽是“大概”之说，却不无道理，只是这个结论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本诗的消极方面，还是多看一点“忧国忧时”为好。
据朱熹的《诗集传》说魏“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这样一个屡遭大国侵削的小国，加上地瘠民贫，缺财乏力，处境是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加紧对百姓的剥削，民不聊生，国势日落。对此，有识之士怎能不忧心如焚呢?这一情况，从《魏风》中的《葛屦》、《汾沮洳》中也可以看到。至于《伐檀》、《硕鼠》更是一针见血地斥责了统治者的贪婪。可见魏国统治者贪暴、无能，而人民还是勤劳爱国的。
全诗共两章。每章开头两句，都是以园子里的桃和棘果实可以食用起兴(朱熹认为两章都是“兴也”)，隐约透露出诗人甘于田园自守的处世态度。可是诗人还是关心国事的，于是以“歌且谣”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时伤世的情绪。这样理解比较符合诗意。各章后边的几句都是说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情，又有谁才能够真正理解呢?诗人爱护魏国，对糟蹋魏国的人倍加痛恨，自然要无情地斥责他们。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不被一般人理解，反而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诽谤。于是诗人痛苦地呼出：“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他又沉痛地抒写：“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深刻地突出了本诗的中心思想。旧评：“吞吐含蕴，长歌当哭。”还是很有见地的。
本诗以四言为主，兼有三、五、六言，句式多变，活泼自由，读来不觉单调。余冠英先生说：“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方玉润《诗经原始》的“眉评”说：“姚氏际恒曰：‘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这些评论都很准确地反映了本诗的艺术特点别具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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