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艺术技巧·抒情写景《写景逼真》原文|注释|赏析

抒情写景《写景逼真》原文|注释|赏析|汇评

【依据】

此即草堂也，写景逼真，而有风格，不同庸浅。起二句点序兼写，有画意。三四正写景。五六以下推开，愈推愈阔。(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

【诗例】

野老

杜甫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

【解析】

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年)。这时杜甫刚在成都草堂定居下来，不能不欣慰喜悦，满怀对生活的热恋，同时又念念不忘局势的危迫，为叛乱尚未全部平定而忧虑。此诗上半首四句集中写闲逸之情趣，主要借景物的幽美传达心绪;下半首四句集中写内心之隐忧，主要从浓重的感情反观景物。这样，景物前后都出现，但韵味大有差别。前四句之景历历如绘，细腻澄净;后四句之景疏朗突兀，重彩浓墨。有人分析此诗时，认为前四句之景略如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后四句之景略如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浸染了诗人哀伤的感情色彩，的确很有道理。可见单从写景来说，诗人已堪称高手，不愧“写景逼真”之誉。

此诗的妙处，不仅在写景之境界“愈推愈阔”，由自家“篱边”、“柴门”，写到周围的江 (长江) 景、潭 (百花潭) 景，直至括写全城秋色“城阙秋生”之景，更在于由 “野老” 自身的归依，想到天下的大事，悲悯时局的动荡，透露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胸怀也同样 “愈推愈阔”。《昭昧詹言》原评还有一段话专论“公本色忠悃如此”云：“此在成都作，故以 ‘片云’ 自比。是时东郡尚为思明所据。上元二年，令狐彰始以滑州归朝，东郡即滑州也。……末二句即所关心之实事也。言己在剑阁，关心东郡而悲也。”可见杜诗之有味，不惟得之于技巧之高超，更得之于思想感情之深厚。

写景逼真的精髓在“真”，即对描写对象做传真写照的描写，既写出其外貌的形似，又写出其精神、气质的神似与自然之真趣。“真”，即自然本色，庄子最早提出“法天贵真”，表现出保持人性的天然真率和对自然真美的追求。作为艺术创作原则提出的当属南朝梁刘勰，在 《文心雕龙·情采》中提出“写真”的要求：“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抒发真情者，就要文辞简练，描写真实，不务虚辞矫饰。南朝画家谢赫《论图绘六法》提出：“应物象形”、“随类附彩”;顾恺之讲：“以形写神”，均要求艺术对物象做形似传神的描绘。汉魏六朝作家在追求艺术写真，形似传神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而至唐代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杜甫继承、发扬了 “写真”传统，成为一位集大成的作家。他讲： “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四十韵》); “偶逢佳士亦写真”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故独写真传世人”(《天育骠骑歌》)，均是指写人的性情之真，写自然物象之真，写社会人生之真。而写社会人生之真成为杜甫写真理论的精要和灵魂，故其写景咏物意蕴深厚，不同庸浅，愈推愈阔，天地自大，已如前述。

元代陈绎曾《诗谱》评论陶渊明诗时讲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差缓耳。至其工夫精密，天然无斧凿痕迹，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诸家风韵皆出此。”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也讲：“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谢、鲍则专事绳削，而其佳处，则在以绳削而造于真。”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上则做了总结性的概括：“何谓真?曰： 自来言情之真者，无如靖节;写景之真者，无如康乐、玄晖;纪事之真者，无如潘安仁、左太冲、颜延年。少陵则兼而有之。”可见，不论是写景、叙事，还是写人、抒情，“逼真”是使诗歌艺术赋有真实生命与动人魅力的神髓与关键，杜甫诗歌的写真艺术便是明证。

至于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所提出的“凡作诗不宜逼真”，“妙在含糊”，则是语言、意象的含糊美与诗歌韵味的关系问题，同此条所讲写景逼真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