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写景《咏物写人》原文|注释|赏析|汇评
【依据】
《王兵马使二角鹰》,写鹰即写人。以“将军勇锐与之敌”及“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入朔云”为点题眼,乃不是寻常咏物,且移不去别处。咏鹰起笔收笔,皆出题外用力;起四语空作写景,而角鹰已呼之欲出,尤宜效法。(施补华《岘佣说诗》)
【诗例】
王兵马使二角鹰
杜甫
悲台萧瑟石巃嵸, 哀壑杈枒浩呼汹。
中有万里之长江,回风滔日孤光动。
角鹰倒翻壮士臂,将军玉帐轩翠气。
二鹰猛脑绦徐坠,目如愁胡视天地。
杉鸡竹兔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
鞲上锋稜十二翮,将军勇锐与之敌。
将军树勋起安西,昆仑虞泉入马蹄。
白羽曾肉三狻猊,敢决岂不与之齐。
荆南芮公得将军,亦如角鹰入朔云。
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
驱出六合枭鸾分。
【解析】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云:“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 ‘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 ‘步屐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滕王亭子》云: ‘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这就指出了杜诗托物言志、寓情于物的鲜明特征。杜甫的咏物诗,无论是描写花木,抑或是歌咏禽鸟,都不是客观事物的模拟,而是人格化、个性化了的艺术形象。“咏物写人”,即物即人,物人相融,寄托遥深,这样的咏物诗方为上乘之作。《王兵马使二角鹰》便是甚为典型的一首。
浦起龙《读杜心解》评价这首诗说:“此篇运法更奇,《大食刀》(即指《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诗),宾主划分,此则宾主熔化,几于莫可窥寻。”这“宾主熔化”,“莫可窥寻”八字,正是对《王兵马使二角鹰》咏物写人艺术特征最为恰当的评价。全诗可分三段,第一段,由开头至“回风滔日孤光动”,具体交代“王兵马 (王当亦是承荆南之命,治兵来夔者)使二角鹰”(《埤雅》: “鹰鹞顶有角毛微起,今通谓之角鹰”)的悲壮奇险的山川形势,突如其来,如轰雷闪电,风雨骤至。“悲台”、“哀壑”,江光摇动,令人移时目眩,惊心动魄。诗人如此浓笔重彩之渲染,方知这般峡间森严气象,盖王兵马驻军之处也。鹰、人未见,而鹰之凶猛和人之悍勇已隐隐可感矣。开头“四句起得奇崛森耸,先一层形容,手法最高,语出意外,若有神功”(杨伦《杜诗镜铨》)。而“其语势则人鹰双攫矣”(浦起龙《读杜心解》)。第二段,由“角鹰倒翻壮士臂”至“敢决岂不与之齐”,对举描写角鹰的凶猛与将军的勇锐,亦鹰亦人,人鹰交错,不可分割。“角鹰倒翻壮士臂”一句,便十分逼真地写出了角鹰的勇猛和将军的魁伟形象。下又插以“将军玉帐”句,使将军勇气之轩举突现眼前,得相生之妙。“二鹰”四句,从正、侧两面来描写二角鹰的勇猛逼人。前二句抓住角鹰脑猛眼碧之特征,从正面写角鹰之勇猛;后二句以其他动物的不同反映来侧面烘托角鹰的咄咄逼人之势。而这些又都自然隐含着诗人对将军英勇气概的赞美之情。接着“鞲上”六句,前云“将军勇锐与之敌”,后云“敢决与之齐”,前呼后应,一虚一实,布局甚妙。而“赞将军者,全为二鹰写照也,而已偷叙将军矣”(浦起龙《读杜心解》)。第三段,由“荆南芮公得将军”至末尾,寄希望于像角鹰一样去驱逐恶鸟、分清枭鸾的勇猛之将军,去为国家讨乱诛谗,除暴安良。全诗宏旨,至此毕现。浦起龙云:“ ‘荆南’ 以下,本申写将军,才一句,随以角鹰来比并,曰‘驱恶鸟’,曰 ‘分枭鸾’,望角鹰者,全为将军策励也。而又借表角鹰矣。噫,运法至此,鱼龙曼延,不足为其幻也。”(《读杜心解》)这亦正如杨伦所说的那样:“以鹰比王,又以王比鹰,笔意极其变幻”(《杜诗镜铨》)。如此,则把角鹰与将军合而同咏的艺术特征揭示得一清二楚了。至于其中“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一句,与其说是寄希望于角鹰,倒不如说是对将军的重托更为确切。杨伦说过;“随咏一物,必及时事,是杜诗熟境。”(同上)杜甫的爱国热忱和忧民情绪,可以说是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他只要听到一声鸟叫,闻到几缕花香,望见一匹马或一只鹰,以及喝一杯酒,都会引起他悠悠不尽的故国之思,深挚浓烈的爱国之情。这正是杜甫高出于其他诗人的可贵之处。
《王兵马使二角鹰》这首诗,咏物精切,喻人贴切,语言精警,文势峻逸。正如明代王嗣奭《杜臆》所云:“盖通篇将王兵马配角鹰发挥,而穿插巧妙,忽出忽入,莫知端倪,而各极形容,充之直欲为朝廷讨叛逆、诛谗贼而后已。他人起语雄伟,后多不称;而此诗到底无一字懒散,如何不雄视千古!”统观全诗,实为的见,诚非溢美也。
此外,杜甫还写了 《画鹰》和 《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等咏鹰之杰作。前者,诗人通过歌颂苍鹰的娇健善搏,卓然不群,借以表现自己青年时期亟欲有所作为积极奋发的精神;后者,通过对白黑二鹰勇猛之态的描绘,借以歌颂能除恶务尽,为国立公的英雄豪杰。清代贺贻孙《诗筏》评此诗说:“写二鹰神情,只劈头点出黑白,如一幅双鹰图从妙手绘出,便觉奇矫之骨,搏空之气,惊秋之意,俱从纸上活现。”诗人之所以着力描绘鹰之猛姿和神力,是因为诗人在咏物写人。咏物不过是手段,而写人才是诗人本旨。托物言志,借题发挥,含而不露,寓意丰富,能极大地提高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收到物人双美的艺术效果。
咏物写人这一艺术手法,早在《诗经》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关雎》中就已见其端倪。所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几句,就是以雌雄雎鸠的相依和鸣来比托青年男女之甜情蜜意的。这就是即物即人,物人相照,一笔双写,互生光辉。到了屈原的《桔颂》,已开始通篇咏物。此诗以拟人化的手法,对桔树斑斓夺目的外表和坚定不移的美质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实质上是诗人对高尚人格的肯定和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理想的抒写,开了中国古典诗歌咏物写人的先声。杜甫的《王兵马使二角鹰》等诗,便是对这一托物言志、借物写人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展。杜甫而后,咏物写人之手法,更是为人们所喜爱。无论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题菊花》诗,还是宋代陆游的《咏梅》词,都是咏物写人、托物抒情的千古名篇,为历代人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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