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是战后法国文学中，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之一。

萨特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成名之作长篇小说《厌恶》，1938年问世，发行量达四十万册，成为法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他的鸿篇巨制《自由之路》，共分《理性的年代》(1945)、《延期》(1947)、《灵魂已经死去》(1949)等三部，更是当代小说的杰作” (法国评论家莫里斯·维多的《战后法国小说》)。他的剧本《苍蝇》(1943)、《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恶魔与上帝》(1951)等，都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萨特一生写了五十来本书，此外，他还于1945年10月创办了《现代》杂志。在法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能象萨特的名字那样频繁地出现在报刊上，正如加埃唐·皮康在《法国新文学全貌》中所说：“萨特是新文学的第一代宗匠，他在我们当中所占据的地位与1920年前夕纪德的地位相颉颃。”瑞典皇家学院于1964年曾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但他“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未能接受。

存在主义原是一个哲学概念，克尔恺郭尔的唯意志论和人生哲学、尼采的“自我扩张”学说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便是它的理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广泛流行于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萨特是存在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抛弃了克尔恺郭尔的神秘主义，继承了胡塞尔的非理性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的存在主义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德国法西斯疯狂地推行扩张主义，整个欧洲社会动乱不宁，成为互不信任的“肮脏的世界”(萨特语)，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浩劫，人们不仅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传统的观念，政治的信仰，都被血与火的事实粉碎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得不重新思考：什么是人的存在？什么是人的价值？究竟有没有普遍的理性？这些社会问题迫切需要从哲学上探讨和作出回答，而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恰好适应了这种需要，成为了西方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

萨特在1943年发表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阐述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第一个论点是“存在先于本质”，认为只有根据人的行为，才能判定人的好坏；人不是上帝制造的，没有先天的性善性恶之分。这虽然是基于本体论和现象学的观点，但并非指人的社会物质存在，而目的在于肯定人的存在，首先是“自我”存在，是“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当然是“自我”先于本质。这显然是唯我论的唯心主义的。第二个论点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认为我存在，别人也存在；人各有志，每个人都有他的“主观性”。在“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互相倾轧，你争我夺，充满了丑恶和罪行。这个世界，没有主宰，没有理性，没有规律。人生在世，步步有障碍，处处受限制，常常遭不幸，每个人都是荒谬的，痛苦的，孤独的人。第三个论点是“自由选择”。认为人有个人自由，在各种环境中，采取什么行动，都可以“自由选择”。如果人按别人的意志而行动，不以个人的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就失去了“自我”，便不是真正的存在。所以萨特说，他自由地选择自己，他自己创造自己，他是他自己的创造。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在他看来，个人既不能接受“自身以外的命令”，也不接受“自身以外的辩护”，“人注定是自由的”。这种个人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念是存在主义的理论核心。

在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风行一时，宣传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崛起，形成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这个流派在战后法国文学中，影响大，延续时间长，从四十年代后半期到五十年代后半期达到高潮，统治法国文坛几乎达十年之久，到五十年代末，才逐渐衰落。萨特把哲学运动和文学运动结合起来，不仅发展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主义文学流派，几乎统治了战后的法国文坛，而且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不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这些文学流派，有的是存在主义文学向消极方面的发展，有的就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变种。

存在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具有反传统性，而在艺术表现上却又有传统的继承性，发展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新特点，可以说，它是“传统”和“创新”的结合，“古典”与“现代”的统一。因而形成自己特点：

(一)思想内容的哲理性

文学和哲学互相结合，可以说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传统。存在主义哲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存在主义的开山祖师克尔恺郭尔的哲学观点，大都是通过他的小说、戏剧作品表现出来的。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仍然保持了这一文学传统。萨特虽然发表了《存在与虚无》阐述存在主义理论的哲学专著，但大量的仍然是通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生动而具体的表现了他的哲学见解。这样使其哲学因文学而广泛传播，反之，文学因哲学而自成流派。因此，在萨特的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哲理性。

萨特的日记式长篇小说《厌恶》，便是一部表现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主人公罗康丹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充分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罗康丹生活在一切使人厌恶的世界里，充满了污秽龌龊，有毒的植物，臭气熏天的牲畜，令人恶心的气味，人人浑浑噩噩，个个萎靡不振，心情苦闷、灰心丧气，感到自己是世界上多余的人。罗康丹说：“我们是一堆自我拘束，自我惶惑的生存者，我们无论哪个人都没有丝毫的理由活在世上……”，“我恍惚渴望着自我毁灭……可是，甚至连我的死也许是多余的……我永远是多余的。”这实际上是萨特借罗康丹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无力地苟延时日，偶然地死亡。”

《禁闭》是萨特一部有名的哲理剧，它形象地表现了存在主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思想。剧中描写了死后禁闭在地狱里的三个鬼魂，互相折磨，无法解脱。加尔散是一个鼓吹和平主义的报纸编辑，乱搞男女关系，在战争中贪生怕死，临阵逃跑，于一个月前抓回枪决而死。伊内丝小姐，是个搞同性恋爱的专家，她唆使表嫂抛弃丈夫，与自己另租新居同住，在一个星期前的半夜里，因恋情所迷，打开煤气管，中毒而死。艾丝黛尔因贪财与一个老头儿结婚，但瞒着丈夫与情夫同居，生下一个私生子，她十分反感，将私生子溺死在湖中而犯法，后患肺炎于昨日死亡。三个罪人死后，被打入地狱，囚禁于一室。但都本性不改，重犯生前的错误，形成了特殊的三角关系，互相排斥又互相利用。同性恋爱专家伊内丝爱上了艾丝黛尔，极力排斥加尔散；热恋男性的色情狂艾丝黛尔千方百计勾引加尔散，排斥同性伊内丝；加尔散极力想把伊内丝拉在自己身边，极力要摆脱艾丝黛尔的死死追求。三个幽灵“象旋转的木马似的，一个追逐一个，永远也碰不到一块去。”他们争风吃醋，尔虞我诈，互相牵制，互相利用，各不相容。你是我的陷阱，我是你的陷阱，他们每两个人在一起时，总是有第三者在破坏关系，因此他们都不能如愿以偿，加尔散感慨地说：“别人不让我有做我自己事情的时间。”伊内丝反驳说：“你的生活就是你自己。”这里充分地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哲理：每个人都在至死不变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总有别的客观因素在阻碍你实现自己的目的。萨特的《禁闭》体现了存在主义的一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二)人物情节的真实感

存在主义文学的真实感要求，是从“存在先于本质”的非理性的哲学观点出发的。具有反传统的性质。传统文学是从“本质先于存在”的理性主义哲学观点出发，把某种体现本质的类型人物当作理想，因而常常用某些理性的框框作为标准，把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分成善良型、丑恶型、激进型、消沉型、先进型、落后型等等，只有共性，而无个性，从而抹煞了人的真实性。存在主义文学正相反，他们反对先入为主的理性观念，要求把人物的心灵和躯壳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使现实世界的人物赤裸裸地再现在作品中。故事情节，犹如生活中发生真实事情一样，朴实无华。因此，他们反对用“渲染”、“夸张”、“集中”、“概括”等典型化的手法，认为那样做，就会歪曲人物形象，破坏事实真相，失去“真实感”。萨特的《毕恭毕敬的妓女》，剧中主人公莉齐就是一个存在主义的“真实人物”。她在种族歧视的案件中，害怕招惹是非，但却正直善良，见到欺人太甚也能见义勇为，而一经衡量个人得失，便又妥协投降。她就是存在主义所追求的不断进行“自由选择”的真实人物。

(三)时间、空间的随意性

存在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比起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有着更大的自由性。因此，作家在写小说时，要学会分解时间。有时要加速时间的进程，几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可以一笔带过；有时为细致的刻划，也可以使时间放慢，“变成静止的，闭锁的回忆。”(萨特语)目的是要表现人物的全貌，不能因受时间的限制而把人物分割得支离破碎。

时间上的同时性(即同时描写多处发生的事，时间上处于静止状态)可以通向空间上的立体性。因为在空间上作品描写了多处发生的事情，就必然具有立体感。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二部《延期》，有时在一句话中就表现了两个地方的不同动作、甚至有时多到同时描写二十个地方的动作进程。而且有时主人公马蒂厄的动作与他的朋友的动作混在一起，使读者看了眼花缭乱，乃至昏头转向。这种立体感的文笔，充分展示了慕尼黑事件在各种人物身上所产生的心理反映，表明各种人物都在关心和谈论或参与世界上发生的巨大事变，各国的反战人民都在同一时间内行动起来，显示了集体力量的伟大。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同他的哲学一样，表现着强烈的反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倾向。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与社会处于分离乃至敌对关系的孤立的状态，是从厌倦、恐惧、烦恼、迷惘的精神状态中领悟自己的存在，而非理性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绝对自由而不择手段、孤注一掷、盲目冒险。这种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必然行不通，从而走向了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深渊。

存在主义从履行人道主义责任出发，主张文学要干预生活，号召作家要“为时代而写作”，要“争取倾向性文学”。从而对现实持积极进取态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现象，谴责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政策，鞭挞了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暴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扼杀人的自由、尊严和个性解放等罪恶现象。因为这方面的需要，所以萨特极其称赞马克思的“叛逆”精神，他在《环境》一书中曾说过：“自从资产阶级思想死亡以后，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文化，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人们理解人类、作品和事件。”这些思想无疑包含着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某些积极因素。

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出发去解释社会现象，而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错误地归结为个人主观实践的结果。以认为每个人通过“自由选择”，积极履行人道主义责任，就可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所以，萨特说：“在法国，斯大林式的政治是同体面地从事文学事业不相容的”。因此，他在政治上，既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也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资产阶级和共产党是两个必须互相替换的字眼，那要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他曾经企图建立一个名叫“革命民主联盟”的党派，以实现他的“中间道路”。但结果只拉到几个知识分子，不得不宣告失败。萨特所津津乐道的理想社会，就是他在《十七岁自画像》中主张的：“我始终认为无政府主义，即一种没有权力的社会，是应该得到实现的。”正是这样，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权力，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由此可见，萨特在政治上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个人民主主义者和绝对自由主义者。他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了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的一些小说和剧本中，不少人物对现实社会中的一切败行恶德，表示了厌恶和抗议，积极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但这些人物不是悲观主义者，就是冒险家、盲动主义者，最终都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