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安派

公安派是我国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

明代万历年间，我国文坛上掀起了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文学运动。它的代表人物有袁宗道(字伯修)、袁宏道(字中郎)、袁中道(字小修)兄弟三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袁宏道(1568—1610)，万历进士，曾任吴县知县。他在《答李元善》中自称：“扫时文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事实证明，袁宏道的确是公安派的一员主将。

公安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由于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急剧增长，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旧传统的束缚，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民主思想日益高涨。在文学方面，新兴的市民文学开始繁荣，猛烈地冲击着复古派的剽窃拟古、非套则谀的腐朽文风。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剧烈斗争中，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顺应历史的潮流，带着新的社会力量的进步要求，从复古派的旧营垒中杀了出来，反戈猛击，成为当时文坛上反复古主义的主力军。

公安派为了反对复古主义的腐朽文风，解除作家的精神枷锁，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而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原则。其主要精神，是反对虚伪保守，要求发展个性，提倡创作自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原则，首先要求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的面貌，体现作家的个性。公安派坚持历史发展的观点，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袁宏道：《与江进之尺牍》)，文学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极力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癖，尤其对“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袁宏道：《雪涛阁集序》)的作法，深恶痛绝。极力主张“事今日之事，文今日之文”(袁宏道：《与江进之尺牍》)。并大声疾呼：“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向崇古轻今的复古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但公安派对古与今的理解过于片面，因而对当今时文的看法不免有些偏颇，甚至连当时盛行的八股文，也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认为“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格虽近卑，而调则无前”(袁宏道：《与友人论时文》)。只因“文不类古”，它就一切皆好。

公安派认为，文学作品要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就必须写出作家的个性。文学作品应该有作家“性命的影子”，成为“人之注脚”(袁宏道：《刘元定诗序》)。“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见”(江盈科：《评雪涛诗》)。要做到这一点，创作诗文，就必须“任性而发”，“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甚至“若笑若骂”(袁宏道：《叙小修诗》)，认为这种“出自性灵者为真诗”。他们反对复古派用“响搨”的方法进行临摹，因为那样“其勾画是也，而韵致非，故不类”(《叙呙氏家绳集》)，是没有情趣的“假诗”。“独抒性灵”与“响搨”临摹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学作品，“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江盈科《敝箧集序》)。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原则，首先要求作家成为“真人”，具有“真识”，抒写“真情”“真趣”，公安派认为：“夫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绝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也就是说，作家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真知灼见，不为传统所囿，人云亦云，因而在创作上表现出一种创造性和战斗性。在“独抒性灵”中，要发挥“识力”的作用，就得有“胆力”，“夫诗人者，有诗才，亦有诗胆”(江盈科：《雪涛诗评》)。“识”与“胆”相结合，写作诗文便有了“骨”，袁宏道认为“楚人之文有骨”，正是这些作者有识力和胆力的表现，文学创作不仅要表现作家的真知灼见，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还要以情感人，因此，必须抒写“真情”，否则，“吐之者不诚，听之者不跃”(袁宏道：《陶孝若枕中呓引》)。公安派认为“劳人思妇”的“真声”之所以有强烈的感染力量，是因为出自“真情”。楚人的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这些作家敢于发“其声”，写“真情”。“坎凛之士，内有郁而不申之情，外有迫而不通之境，直抒其意所欲言，而以若诉若啼，动人心而惊人魂矣”(袁中道：《西清集序》)。他们对拟古派的无病呻吟，说假话，写假文，无情地嘲笑和讽刺：“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袁宏道：《论文》)。公安派所要求的“真趣”，主要是对诗而言，“夫诗以趣为主”(袁宏道：《西京稿序》)，“趣”和“识”一样，也属于“性灵”的范畴。所谓“趣”在他们看来，是人的自然禀赋和精神气质的体现，“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趣”具有无拘无束，纵任个性自由发展的特征，“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同上)。而且这种“趣”是与“理”相对立的，“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同上)。他们对“趣”的解释，虽然有些玄妙，但在“独抒性灵”中提倡表现“真趣”，无疑对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和扫除复古派的陈腐文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独抒性灵”的根本要求是：“境无不收，情无不写”；“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袁中道：《阮集之诗序》)。打破种种限制，让作家自由地去写，充分发挥其创造性。

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因而在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上，就必然要求“不拘格套”，体现“变”的原则，反对“同为一诗”的模式化，提倡“人各为诗”的多样性。首先，要新奇独特，“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宏道：《答李元善》)。其二，要朴素自然。从这点出发，他们提出“刊华而求质”，去粉饰，除浮华，认为“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其三，要明快直率。也就是说，文章要明白晓畅，锋芒毕露。据此，他们极力反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而大力提倡“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楚辞风格。袁宏道在驳斥关于诗歌不宜“太露”的观点时说：“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同上)。归根结蒂，公安派从“独抒性灵”的创作要求出发，就必须提倡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不拘格套”，“各极其变”。也就必然对复古派的清规戒律，陈腐格套，表示深恶痛绝。袁宏道不仅斥责陈腐旧套是：“庸谈陈诂，千篇一律，看之令人闷闷”(《与陈正甫提学》)；而且嘲笑滥用典故成为套子，就象“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而又尽都不适合。袁宏道严肃地指出了陈规旧套对文学创作的危害：“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花雪赋引》)，从而造成公式化概念化，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对此，公安派作者便力挽狂澜，“以不法为法”，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以新鲜活泼的语言文字，一扫复古派的腐朽文风，使窒息的文坛复苏过来，开始有了生气。

公安派进步的文学主张，是李卓吾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反传统的战斗精神。对粉碎复古主义逆流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创作的散文，摆脱了陈规陋习的束缚，抒写了自己的真实感，表现了作家的个性和风貌。语言流利浅近，文风隽秀生动，宛若行云流水，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宝库。

但是，公安派的“性灵说”，却发展了李贽“童心说”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以为文学不是生活的反映，而是“性灵”的表现。将创作之源归于“心灵”，“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在这种文艺观点支配下，他们除《索逋赋》、《猛虎行》、《竹枝词》等少数作品有一定现实意义外，大都脱离人民，表现自我，象袁宏道这样有名望的公安派作家也不例外。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诗中无一忧民字”。一般说来，他们的作品，多局限于抒写“文人雅士”的情怀意趣，表现地主阶级文人的闲情逸致，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他们的创作倾向，是由于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和自身的弱点所决定的。在官宦擅权、朝内党派斗争激烈的现实面前，由于本身的软弱性，既不敢斗争，也不同流合污，于是退守田园，忘情山水，以此自我陶醉。正如袁宏道在给他的老师冯琢庵的信中说的：“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因此，公安派虽然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终嫌格局不大，其末流更走向追求生活情趣，玩物丧志。这一方面的影响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