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派，是产生于汉末建安年间(196—220)的一个诗文流派。建安，是东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建安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矛盾尖锐、分裂动荡的时期，也是“俊才云蒸”、作家辈出，思想活跃、“诗章大盛”的时期。人们称这段时期的文学，叫建安文学。它是汉末魏初文学，是在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时间上不只限于建安存在的二十五年，大致包括了董卓之乱(从公元190年开始)到曹魏黄初、太和(220—233)这一段时间。当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操在北方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全国许多贤才收罗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以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下为中心的建安派。这一流派除了包括“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㻛、刘桢)，还包括祢衡、繁(po婆)钦、应璩、杨修、吴质、路粹、丁仪、丁訥、邯郸淳、杜挚、左延年、缪袭和蔡琰等，“盖将百计”(见钟嵘《诗品序》)，其中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建安派的诗歌成就最大，他们使文人五言诗更成熟和繁荣，为七言诗奠定了基础。该派的创作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一、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五、七言诗为主要创作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真率地表达了人民要求天下统一、太平盛世的理想，对饱受乱离之苦的百姓深怀同情之心。
二、情感悲凉激昂、格调清远严峻、言辞刚健明快，形成了“慷慨以任气”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三、善于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从多方面成功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以寄寓思想、抒发感情，做到了情采并茂、文质相称。
四、爱用汉乐府旧调旧题写新的时代内容，通俗、质朴，富有民歌风味。
五、散文和辞赋趋于清新、活泼，抒情气氛加浓。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是建安派的创作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
建安派的开创者和领袖是曹操。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原姓夏侯，其父夏侯嵩(曹嵩)为东汉宦官曹腾的养子，就改姓曹。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到许县，他当上丞相，独揽汉政，“挟天子以令诸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后又进位魏公，进爵魏王。他既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又是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护和网罗了一批作家，一面提倡文学上的新风(倡导“建安风骨”)，同时以自己富有创造性的诗文去开创一代文风，造成了建安文学“彬彬之盛”(见钟嵘《诗品》)的局面。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三首，全是乐府歌辞，内容大多表现了他对现实的看法和态度，其中有些记述时事的诗歌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如《薤露行》：叙述了董卓焚掠洛阳、祸国殃民的历史事实，描写了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生活惨境，表达了诗人对东汉统治者任用非人以致奸臣误国的极大愤慨，同时也寄托了诗人想要平乱安邦的抱负。又如他的《蒿里行》：反映了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历史事实。诗人对联军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使生产遭受破坏、百姓遭受战祸的悲惨景象作了真实形象的描写，并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伤时悯乱的同情，对战乱制造者发出了强烈的谴责。由于写得真实感人，受到明人钟惺的高度评价：“汉末实录，真史诗也。”(见《古诗归》)
曹操的《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军旅征戍生活的痛苦，前篇描写山路行军的艰苦，后者抒发征夫怀乡之情，都是诗人战争生活的真实体验和写照，读来如历其境，深切感人。
曹操那些抒情言志的诗篇最能体现他的悲凉慷慨的特色。代表作有《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请看前者的开头：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即使在曹操的写景诗中，也充满悲凉慷慨的浩然之气，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对沧海壮阔景象作了大开大合的生动描绘，既表现了作者囊括宇宙的宽广胸襟，又表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雄浑的气质。
曹操的诗歌富有创新精神。他都是沿用乐府旧调旧题抒写时事，在形式上比较解放。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一种杂言体的挽歌，他却改为五言体，并用以“悯时悼乱”；又如两汉文人已很少写的四言诗，却在他的笔下得到“复兴”：他不仅吸取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还脱掉了风雅的旧套，对嵇康、陶渊明等影响很大。再如，他的杂言诗(见《对酒》)句式长短参差，采用质朴的口语，是典型的“以文为诗”。在艺术上，他的诗喜欢借用古籍中的现成词句，语言古朴，直抒心志，风格悲凉沉雄、清峻豪壮，在建安时代自成一家。由于他的开创和影响，使运用古题写时事成为建安派诗人的共同风气，还使写诗用典成为后代文人的习气。
曹操的散文和诗一样，也富有创新精神。尽管大多是“令”、“表”、“书”之类臣僚日常应用文，文学色彩不浓，但却反映了曹操一生的思想言论、性格风貌。现存一百四十多篇，其中著名的有《求贤令》、《述志令》、《求逸才令》、《借贷令》、《抑兼并令》等等，大都只有几十字到百余字。这些文章在思想上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形式上脱去典雅的风气，往往信笔直抒胸臆、直言事理，不加雕饰，语言简约严明、自然流畅、条理清楚。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这篇千字文(算最长的)坦率地抒写了他一生的心事和志向，充满自信地回驳了政敌的攻击，全篇通脱大方，毫无忸怩之态，一扫无病呻吟的文风，因而鲁迅曾经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继曹操之后，建安派的领袖是曹丕。曹丕(187—226)，字子桓。他是曹操的次子，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曹操死后，他继承父业为丞相、魏王。不久就篡汉自立为魏文帝，年号黄初，在位七年多，政治上向往汉文帝式的“无为而治”。他博览群书，富有文才，“好文学)，以著述为务”，“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见《魏志》)认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见《典论·论文》，“惟有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编籍”。因此，当时邺下的文士，都以之为中心，纷纷致力于著述和创作。这对于促进建安派的发展壮大和建安文学的繁荣兴旺，起了积极的作用。
曹丕现存诗歌四十四首，半为乐府，半为徒诗。他的诗以五言为主，还有四言、六言、七言和杂言。其中，成就较高的是五言和七言诗。他善于摹仿乐府民歌，工于言情，语言明白如话，以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见长。先以五言诗为例，如《清河作》写对深厚爱情的向往，结尾可以看出《诗经》对作者的影响；《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之苦，表达了作者对不幸妇女的同情，诗中语如连珠、情调缠绵。《杂诗二首》写游子思乡之情，诗人采用比兴手法描绘了游子身不由己、流落他乡的凄凉境遇，诗中既用了“比兴”，又用了“顶真”，和前几首一样，在语言与表现手法上，都和汉乐府民歌相同。
曹丕的代表作《燕歌行》描写了闺中少妇在凉秋月夜，遥望一河相隔的牵牛织女，不禁引起对淹留他方的丈夫的深深思念。全诗情景交融，心理描写细致、感情委婉真挚、语言清丽，每句用韵，一韵到底，音节和谐流畅。《燕歌行》两首是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成熟、完整的七言诗，它最能代表曹丕的诗歌风格。因此，曹丕对我国七言诗体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由于曹丕一直过的是贵公子、太子和帝王生活，又多与文人接近，诗的内容和境界一般比较狭窄，工于言情，流于纤弱；但他的部分诗作，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仍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陌上桑》和《善哉行》是悲行役之苦；《艳歌何尝行》是讽刺贵族游荡子弟；《黎阳作诗三首》(其三)、《至广陵于马上作》，描写了出师的盛况，显示了他要继承曹操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
曹丕的杂言体诗也值得注意，如《大墙上蒿行》长达三百六十四字，句式长短参差变化(长的十三字，短的三字)，灵活自由，在形式上有首创意义，对李白等人长篇歌行影响很大。因此，王夫之给此诗的评价很高：“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道为乐府狮象。”(见《古诗评选》)
曹丕的散文包括书信和文论，也很有文采。书信以《与朝歌令吴质书》和《与吴质书》为代表，这两篇悼念亡友的文章，都吐属隽永、感情真挚、字句整饰、情文并茂，不失为优秀的散文。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回忆了昔日与徐幹、陈琳、应㻛、刘桢等人常在一起游宴赋诗的盛况，对照眼前的冷落情景，表示了深深的感伤，同时也公允地评价了建安诸子的为人和文学成就。全文典雅流畅、凄楚感人，其中骈偶句较多，读来很有节奏感。这些都对魏晋以后文人的尺牍和抒情短文有一定影响。有人认为它在书信发展史上，是由说理到抒情、由散文到骈文转变开始的标志。
曹丕还著有《典论》一书，大多散佚不全。较完整的只有《自叙》和《论文》两篇。《典论·叙事》善于叙事，文中写到一些较量才艺的细事，都能真切地传达出当时的情景。《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论著，它广泛探讨了文学批评方法、作家与作品的关系、文学的体裁和价值作用、作家的风格特点等问题，第一次提出“文本同而末异……诗赋欲丽”的观点；把文章当作经邦治国的工具，提高了文学的独立地位，鼓励作家进行创作，见解新鲜独到，文笔平易清丽，议论简明中肯，对魏晋以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建安派中，最负盛名的作家是曹植。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四子，生前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曰“思”，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陈思王。他从小就爱好文学，“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很有才气，因而曹操曾认为他“最可定大事”，几次想立他为太子。但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见《三国志·陈思王传》)，恃才傲物，加上曹丕等人的挑拨，遂失去曹操的欢心。曹操死后，他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先杀了一向拥护他的丁仪、丁訥，然后借故贬了他的爵位，赶他到封地；接着又不断变换他的封地，并派人对他严密监观；不许他参与朝政，还不许同其他亲王往来。特别是在任城王曹彬(他的亲哥哥)无故暴死后，他更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尽管他怀着报国理想屡次要求朝廷试用(见《自试表》、《杂诗》其五和《薤露行》)都不得允许，反而遭到更大的打击，使他在四十一岁时就“汲汲无欢”地结束了一生。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他二十九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公元200年前)他在邺城，生活较安定，又得曹操的欢心，这时的诗作多是表达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豪壮心志，充满昂扬、慷慨、开朗、豪放的情调。所写内容，正如谢灵运在《拟邺中集序》里所道：“但美遨游，不及世事”，如《公宴》、《斗鸡》、《侍太子坐》、《箜篌引》等作品，都是他悠闲自得、流连诗酒的贵族公子的生活写照，内容不及后期深刻。当时只有《送应氏》、《名都篇》、《白马篇》等少数作品，接触了社会现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送应氏》(其一)：
……垣墙昏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诗中沉痛地描写了洛阳被董卓焚烧后的残破景象，深刻地暴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了建安派诗人的主要倾向。
由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在汉末动乱中随父征战，目睹了分裂动荡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理想，所以他在《薤露行》中表示了愿为王佐的心志；在《鰕鳣篇》里则以鸿鹄自比，表现了对功业理想的热烈追求；在《白马篇》中借歌颂幽并游侠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忠勇精神，也寄托和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白马篇》善用比喻和对偶，讲究炼字、辞采华茂，充满乐观豪迈的精神，是他前期的代表作。
曹丕称帝后，曹植因处于被猜忌、监禁的地位，诗中主要抒写了他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抑郁不得志”的苦闷，如《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和《七步诗》等。在《赠白马王彪》这篇代表作中，作者以章节蝉联的轳辘体的形式，将自己的曲折复杂的情绪，一层层地逐步抒发出来，并将抒情、叙事和写景有机结合；诗中还用了不少比喻，充满激愤的情调。
同时，曹植还写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同情妇女不幸遭遇的一些好诗，如《泰山梁甫吟》、《门有万里客行》，《种葛篇》、《浮萍篇》、《弃妇诗》、《杂诗》(其四)、《美女篇》等等，在后一类诗中，他以怨女思妇的口吻，借夫妇的相弃写君臣相间，曲折地表白了自己怀才不遇、在政治上被遗弃的哀怨愤懑。
此外，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如《王游》、《远游》和《游仙》等，内容虽然消极，却不是真的相信神仙，而是表示自己不甘作“圈牢之养物”，借升天凌云来发泄苦闷，想要奋飞到另一世界去寻求自由和解脱。
总之，曹植后期的诗作，题材比前期广泛多样，概括的生活内容更充实丰富，风格转向隐曲深沉。在艺术上，他善于吸取民歌中清新流丽、质朴自然的气韵，将五言诗体运用得很圆熟，扩展到无所不包的地步。他采用比兴、比喻、借代、象征等多种手法，来抒写自己的复杂感情，刻画人物的美好情态。他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起笔即以高屋建瓴之势，撑起了全篇：如《野田黄雀行》的首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杂诗》其一的开头“高台多悲风，朝日照此林”；《赠徐幹》里的“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还有《七哀》里的“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这些妙句都很为前人所称道。他还注意语言的音韵、对偶和气势，等等，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见钟嵘《诗品》)的特色。
曹植在文学上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他的散文和辞赋(有四十余篇)也独具特色。他的散文(“表”、“书”、“论”等)虽不如曹操的简约，也不象陈琳那样文字繁富、辞浮于意，而具有内容充实、“繁约得正，华实相胜”、“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等特点，代表作有《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前者既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批评文章，又是对知己好友交换看法、倾吐抱负、直抒胸臆的抒情散文，文中列举了许多例证，进行类比、对比，把道理说得形象生动，又深入浅出，因为写于前期，反映了曹植早期的生活理想和抱负，充满了乐观和自负。后文虽也表达了作者不甘闲居，执着地要求自试的理想，却和《杂诗》(其五)一样，都作于后期，因而流露出“抱利器而无所施”的怨愤不平。
《洛神赋》是曹植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赋中采用象征手法，假托人神恋爱的故事，寄寓了作者被迫离开朝廷，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全文描写生动细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抒情气氛，代表了建安时代辞赋创作取得的新成就。
建安派的重要作家还有“七子”，因他们同居邺中，又称为“邺中七子”。“七子”中，孔融(153—208)最年长，也独具风格。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孔北海集》。今存诗八首，其中《杂诗》抒写了丧子的悲哀，真切感人。他的诗不如文，在《论盛孝章书》中，叙盛孝章的危困处境和希望曹操援引之意，情恳意切，确实具有“气辩骋辞，溢气坌涌”(见《后汉书·祢衡传》)的特色。
综上所述，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实践、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加之两汉文学的发展，是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建安派的形成之主要原因。建安派的创作。对后来的诗人阮籍、左思、鲍照、陈子昂、李白和白居易等，都有很大影响。陈子昂在反对齐梁绮靡诗风时，曾经标举“汉魏(建安)风骨”；李白在诗中写道：“自从建安后，绮丽不足珍”；白居易因受建安乐府的启发而提倡“新乐府”运动，……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建安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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