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文学史上，南社是一个组织庞大、影响深广的进步文学社团和流派。它是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九○七年就开始酝酿，到一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正式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东阳为明末抗清殉难的英雄)宣布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是发起人，而以柳亚子为代表。取名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反对北廷的标志”。“操南音”，是借喻主要集中在南方的汉族人；“北廷”，则指代原居东北关外，入关后在北京建立清廷的满族统治者，其中含有排满的意思。
南社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中，就有十四个)，如黄兴、宋教仁、杨铨、苏曼殊等等。该社一成立，就大声疾呼，要求文学为反清斗争服务，因而有人说它是同盟会的一个革命宣传部。
南社在辛亥革命前，有社员二百余人，大都是倾向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公开提倡民族“气节”、呼唤“国魂”归来，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以文学创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对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
一九一○年，该社开始出社刊《南社丛刻》，每年出两三期，每期分“南社文选”、“南社诗录”、“南社词选”三个栏目。一九一七集。《丛刻》多是“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体现了反清的宗旨。
辛亥革命后，南社的组织急剧膨胀，成员发展到一千一百人以上，它的许多诗人却逐渐消沉颓丧。在反袁斗争中，南社的骨干死了不少，有些社员从此便悲观失望，作品也多靡靡之音了。随着新成员的剧增，南社便鱼龙混杂，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它的革命性就逐渐丧失，终至分化瓦解。
一九二三年，柳亚子和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又发起组织新南社，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仅出了一期《新南社社刊》，就停止了活动。
柳亚子和南社其他成员的文学创作，以旧体诗为主。他们继承发扬了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首的“诗界革命”的进步传统，反对当时“同光体”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倾向。正如柳亚子在《我和南社的关系》一文中所说：“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他们都用旧形式写新内容，以鼓吹变革、召唤风雷，慷慨激昂地为民族民主革命而高歌，为推翻清王朝，起过积极的作用。如马骏声的《过基隆书感》、《醉题酒》，宋教仁的《思家》，景耀月的《雄狐》，郑泽的《登楼叹》，张光厚的《雷太君挽歌》，朱锡梁的《从军歌》与黄人的《题李觉尔秘密结社和同国遗民元韵》等等。
辛亥革命之后，南社的部分成员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少数人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有不少人投靠了北洋军阀和反动政治派系，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对者。
如上所列，南社的一些诗歌虽然具有强烈的反清反袁的战斗精神，但在遇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高压下，社员们又显得软弱无力。在他们的反清宣传中带有狭隘的排满的民族意识。就是那些战斗性较强的诗歌，也多充满了苦闷消沉、悲凉哀怨的情调。尤其在反袁斗争失败后，有不少诗文就渐渐流于伤感、颓废了。
南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柳亚子。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 再更名弃疾，字亚子。起初受过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诗词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一九○二年参加中国教育会，第二年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结识了蔡元培、章炳麟、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九○六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并主办健行公学，编辑《复报》，进行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七年，他和陈去病、高旭在上海筹备组织南社。一九○九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先后任过书记、编辑和主任等要职。
在南社时期，柳亚子创作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抒情诗。他以揭露清廷腐朽、追怀民族英雄、悼念死难烈士、抒发革命怀抱等内容为题，表现出旺盛的革命热情。其中的代表作有《放歌》、《题张苍水集》、《题夏内史集》、《吊鉴湖秋女士》、《自题磨剑室诗词后》、《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在狱中》和《孤愤》等诗。
辛亥革命后，柳亚子继续以诗文宣传革命、鞭挞窃国大盗袁世凯、斥责变节媚袁的封建余孽(即刘师培之流的“筹安会”，见《孤愤》诗)，还指出了辛亥革命存在的问题。当时，南社的很多诗人己对革命丧失了信心，变得消沉颓废，只有柳亚子等少数人，还继续保持了昂扬的革命斗志，直到新中国解放……。因此，他始终是反帝反封建的战士！
柳亚子是南社最有成就的诗人，正如高旭在《诗中八贤歌》里所说：“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王唐俦。”他的诗形式多样，爱用五、七言，而以七言律绝最佳，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激情。他推崇辛弃疾、顾炎武、龚自珍等人的诗作，风格上尤受龚自珍的影响。早年就写诗抨击清末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颓风，坚持了诗歌为革命服务的方向，风格清新朴实、慷慨深沉、歌哭无端、流转自如、格律工整，有时略显平板单调。
下面且看他的《吊鉴湖秋女士》一诗：
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
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
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
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诗人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侠女秋瑾为国捐躯的英勇精神，语言明畅，格调高昂。再看他的《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
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
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诗中揭露了袁世凯窃国称帝的可耻阴谋，痛斥了封建余孽为虎作伥的丑恶伎俩，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革命激情。
柳亚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写了大量歌颂共产党和革命斗争的诗词。他的作品除见于《南社丛刻》等杂志外，均收在未正式刊印的《磨剑室诗集》、《磨剑室词集》和《磨剑室文集》之中。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柳亚子诗词选》。
陈去病(1874—1933)，也是南社的创始人和重要诗人之一，字佩忍，号巢南，原名庆林，笔名有季子、南史氏等，江苏省吴江县人，出身于商人之家，“有江湖任侠之风”。早年也受过康、梁影响，要求变法。一八九八年创办雪耻学会，一九○二年加入中国教育会，一九○三年赴日本加入拒俄义勇队，一九○四年回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又与柳亚子、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良。一九○六年在芜湖参加同盟会。他先后还参加过《江苏》、《国粹学报》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在上海、安徽、绍兴、杭州等地执教。所到之处先后分别组织了神交社(南社的前身)、黄社、匡社、越社和秋社，还远去岭南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正如他在诗中所道：“图南此去舒长翮，逐北何年奏凯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
陈去病也是南社的主要发起人，他在确定南社宗旨，联络会友，提倡以诗歌促进民主革命等方面，都作出了较大贡献。和柳亚子一样，他提倡唐音，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和同光体诗风，力图用唐诗中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来加强反清的政治鼓动，使诗歌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
他的诗主题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内容大都是歌颂宋、明以来的民族英雄、殉节志士和游侠剑客，借以表现亡国的哀痛和反清的豪情，如追怀陆秀夫、张煌言、夏完淳和瞿式耜等人的诗篇。
陈去病的诗古朴苍劲、不事雕琢、气势雄浑，多悲歌痛哭之作，长于七律，谨严的格律中寄寓了真挚的感情，如《厓门四律》，又如《重九歇浦示侯官林獬、仪真刘光汉》：
惨淡风云入九秋，海天寥廓独登楼。
妻迷鸾风同罹网，浩荡沧瀛阻远游。
三十年华空梦幻，几行血泪付泉流。
国仇私怨终难了，哭尽苍生白尽头！
一九○三年，诗人从日本归国，当他登楼远眺，而对海天风云，不禁慨叹年华、感怀国事、系念苍生，“怆然而涕下”，写出了这首情景交融、朴实雄健的诗篇，抒发了忧国忧民、渴望有所作为的豪壮情怀。
陈去病的一些诗，缺点是形象不够鲜明，有时略显板滞。
辛亥革命以后，陈去病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北洋军阀段祺瑞的革命活动。护法战争失败后，他就回到南京，任东南大学教授。此后，他的政治思想日渐消极，诗文中也多流露出个人失意的牢骚和悲怆。
陈去病著有《浩歌堂诗钞》、《明遗民录》(传记)、《五石脂》(属笔记、丛话类)等。
高旭也是南社的创始人和重要诗人之一。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别号慧云、钝剑，笔名有秦风、寿黄等，江苏金山(今上海市金山县)人，他很早就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九○三年十一月在松江创办《觉民》杂志，宣扬反清革命。一九○四年留学日本，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同年九月在东京创办《醒狮》杂志。一九○六年回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和钦明女学、倡言革命、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还协助柳亚子编《复报》，曾任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
高旭早年就对“伪韩伪杜”(冒充韩愈杜甫风格)、“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很反感，他深受“诗界革命”的影响，对黄遵宪的诗歌评价很高，重视诗的政治作用，提倡言辞激烈的“叫嚣”式的鼓动诗。他写过不少通俗的诗歌，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斥责清王朝的贪官污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路亡国亡歌》、《海上大风潮起伏歌》，《甘肃旱荒赋此》、《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等。这些“大呼高叫”的诗歌，笔力雄健、感情炽烈，表现了革命党人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忱，确富鼓动性。
高旭的诗，以歌行和七律见长。他的长篇歌行体诗，给人以热气腾腾、浩浩荡荡、感情特别饱满的印象。除上所列的一些篇目外，还有《登富士山放歌》、《祝民呼报》等。现摘抄其中最突出的《海上大风潮起伏歌》于后，以见一斑：
亡国惨状不堪说，奔走海上狂呼号。
非种未锄气益奋，雄心郁勃胸中烧。
拟将大网罗天鹏，安得阔斧斫海鳌。
相期创造新世界，簸山荡海吼蒲牢。
文明有例购以血，愿戴我头试汝刀。
有倡之者必有继，掷万髑髅剑花飘。
作人牛马不如死，漓淋血灌自由苗。
冬冬法鼓震东南，横跨中原昆仑高。
高旭的诗是比较自由的新派诗，形式多样。除了歌行体，还有传统的骚体、乐府体和自创的新体。一般摆脱了格律的约束，能纵横恣肆、开阔奔放地直抒情怀，在形式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但较粗糙和浅露，文字缺乏洗炼，其中不免有些芜词累句，同时存在标语、口号化的倾向。
高旭曾自称他的诗是“觉世书”，想用诗来“激起黄民热血濡”，虽说在他的诗中大都贯穿了反帝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却也掺杂了封建残余和消极的佛家思想。因此，当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就为看不见革命出路而苦闷彷徨，意志日趋消沉，诗风也由高亢激越转为萎靡颓唐，竟发展到对南社的革命作用产生怀疑：“一曲清歌两行泪，不能唤醒国人无？”“风雨飘摇同此感，可能词笔挽沧桑？”甚至还学写“幽咽清苦”的同光体诗，这已和南社的宗旨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了。从他和陈去病后期的诗中，反映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
苏曼殊(1884—1918)，是南社中的一个风格别致、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他工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原名戬，字子谷，一名元瑛，小字三郎。经柳亚子建议，他改名玄瑛，有意犯康熙皇帝玄烨之讳。曼殊为其法号，此外还有苏非非、印禅、苏湜、燕子山僧等十几个笔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生于日本(父亲是旅日侨商，生母是日本人)，一八八九年随父回到广东原籍。十二岁时因家庭变故而出家为僧。之后，他就半僧半俗地在各地浪游。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学过美术、政治和军事。一九○三年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等反清革命团体。一九○七年参加了以“反抗帝国主义”为主旨的亚洲亲会。在长沙、苏州等地的新式学堂教过书，担任过上海《国民日日报》翻译。他一面与章炳麟、柳亚子等革命党人交往，加入南社，同时又常去歌场酒肆，追逐放浪形骸的生活。他还南游暹罗和锡兰等地，研究梵文和佛典。
一九○三年，苏曼殊开始在《国民日报》上发表诗文和翻译小说，在当时的创作中表现出爱国青年的雄心和锐气。他的诗大多是七律绝句，其中有部分感时忧国之作，风格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例如最初发表的两首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上分别歌颂了荆轲舍身救国和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大无畏精神，表现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憎恨和对时局的忧虑。象这样慷慨激昂、悲壮豪放的作品还有作者“过平户延平诞生处”时思慕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诗：
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
极目神州馀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
苏曼殊有部分即景诗清丽如画。如：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
茅店冰旗知市远，满山红叶女郎樵。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竟插田。
羸马未须愁远道， 桃花红欲上吟鞭。
这两首先后写于一九○八和一九○九年，诗中歌吟了生活的和谐喜悦，给人以音节和谐、清新自然、妙趣天成之感，在当时的诗坛是别具一格的。又如他在日本怀念祖国的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这是《本事诗十章》之一，被人们视为苏曼殊的代表作。这首清逸的小诗，自然地流露出了诗人对祖国河山的一片真情。
但是，苏曼殊更多的诗作，却是带有个人感伤情调的轻叹微吟，有时还给人以孤苦、寂寞、歌哭无端之感，如他在《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所述：
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孤寂、悲观、颓废、厌世的情绪，在他的诗文中就更加泛滥。请看以下诗句：“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见《东居杂诗》)，“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见《何处》)……这些情调，也充满他的六篇小说：即《断鸿雪雁记》、《天涯红泪记》(只有两章，未完成)、《绛纱记》、《焚香记》、《碎簪记》和《非梦记》，都是以浅近文言写的反映爱情和婚姻的故事，都以悲剧而告终，思想内容的可取之处是，其中流露了忧国忧民和愤世嫉俗的情绪。
总之，在苏曼殊的诗文中，突出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苦闷和失望的状况。
此外，南社的著名诗人还有马君武、宁调元和周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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