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历时最长(绵延二百余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出现于清初的康雍时期，而在乾嘉年间风靡天下，造成浩大的声势。由于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程晋芳(号鱼门)、周永年曾对姚鼐开玩笑地说过：“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人们便称方、刘、姚和在古文写作上追随他们的人(不一定是桐城人)为桐城派。

 桐城派的产生，就其思想和历史根源来说，是清王朝文化政策的产物。由于该派大力尊奉程、朱道统，主张学习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要求文章“清真雅正”，推崇“以时文为古文”的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等，这些正适应了清王朝为加强封建统治而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因此该派一开始就在政治思想方面具有正统性和保守性，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扶植，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桐城派在文章写作上有以下几点主张：

 一、尊奉程朱道统，以承继秦汉至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以《左传》、《史记》和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为写作的范文。

 二、提倡“义法”。“义”指内容，即文章要“言有物”，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不背程、朱之理，符合儒家道学的标准；“清”指形式，即文章要“言有序”，要讲究谋篇布局、修辞造句，作文形式要不越韩、欧之度；要以文字“雅洁”为标准。

 三、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强调神气、音节、字句的统一；要于音节求神气，于字句求音节。

 四、强调义理、考证(训诂之学)、文章(辞章之学)三者合一、互相为用，而以义理(程朱理学一类的正统观念)为根本，提出“神、理、气、味者(属思想内容范畴)，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属语言表现艺术范畴)，文之粗也”。主张学习古文要从“粗”入手，以求“精”为目的，并将二者统一起来。

 五、提出阴阳刚柔之说，认为阴阳刚柔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并以之分析文章的风格，将不同的文章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

 戴名世(1653—1713)是桐城派的重要奠基者。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又号南山，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出身于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二十岁起，做了十多年书馆教师；后来给官僚当幕友，给书坊编选、批注文章选本，生活较贫寒。他早年就有志于修明史，并注意搜集有明一代特别是明末及南明的史料，同时也精心于散文创作。康熙四十一年(1702)，弟子尤云鹗为他编印《南山集》，书中收有抒发明亡遗恨的文章，表彰了一些南明抗清人物，还采用了永历等南明年号纪年，表现了他对清王朝的不满。康熙四十八年(1709)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明史》的编纂工作。由于他富有民族思想，所作的史传，便有不少是记述抗清志士和遗民的事迹。康熙五十年(1711)冬，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他的《南山集》有“狂悖”、“大逆”语，因即入狱。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清圣祖亲自下令以凌迟处死了他，牵连被杀者有三百多人。《南山集》也遭禁毁。这就是清初文字狱中有名的“《南山集》之狱”。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乡后人戴存庄搜集他的遗文，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十四卷，光绪年间才有刻印本，这已非原貌了。

 戴名世是清初重要的散文家。他在生前与方苞来往很密切，两人常在一起切磋散文创作。他对方苞的散文及创作理论的形成，影响较深。他推崇程朱理学；在散文创作上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他的散文寓雄奇犀利于简洁朴实，长于史传、杂文，游记也有自己的特色。

 方苞(1668—1749)是桐城派的始祖，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号望溪，桐城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大夫家庭。自幼家贫，四五岁就能读经书，青年时代就胸怀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二十四岁时他在京城与人论“行身祈向”时就说过，他崇尚的格言是：“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李光地见其文便大为赞叹：“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矣！”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因《南山集》案发入狱，他曾为之作序并藏版于家，便被牵连入狱。由于他素以文学著名，加之李光地的竭力营救，才免死编入汉军旗下为奴。因他文章写得好，特命他以白衣(奴隶身分)入皇帝南书房当差。经过这次打击后，他身上的锐气消磨了，从此便小心供职，充当了清廷的御用文人。由于他的文才和勤谨，不断得到清廷的赏识。康熙六十一年时他破格提为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被解除旗籍，全家族也因他而都获赦免，后来还升为内阁学士，乾隆时官至礼部侍郎。方苞因感激涕零，此后便一心一意地充当了清廷的御用文人，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方苞虽为桐城派的开山祖师，他本人却并没有建立一个流派的想法。他自己只是以道学家和醇儒自命，而且有很多经学研究论文；但他真正的成就，却在文学理论和散文创作上。

 方苞在文学理论和创作上，继承了明代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他集文论中正统派之大成，提出了“义法”说，奠定了桐城文派的理论基础。在《又书货殖传后》中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虽是指写文章要有具体内容，有条理顺序，要结构严谨、合乎体制，但方苞的“义法”，却有特定的内容：义，指儒家的道德伦理，即六经论孟和宋元理学所强调的圣道伦常，也就是他要继承儒家道统；法，指表达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和语言风格；经，即“六经”、“论语”、“孟子”；纬，就是文章法度。法从义出，法随义变；义、法之间有着一经一纬、相辅相成的关系，形式变化要合乎内容的要求。

 方苞的义法见解比过去单纯摹拟秦汉字句的复古派和专讲间架结构的唐宋派为高。在古文写作的篇法上，他讲究虚实详略，讲究“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见《书萧相国世家后》)，即主题单—。在古文写作语言上，他要求“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极重字法，诗歌中集语，《南、北史》中佻巧语。”还有小说语和佛家语他都反对引用(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答程夔州书》)。他认为删繁就简、言简意赅是谋篇修辞的第一要义，只有除去冗辞枝义，淘汰一切杂质，达到“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的境界(见《古文约选·凡例》)，才符合“雅洁”的标准。方苞要求写作讲究章法谨严和语言纯洁的主张虽然不错，在之后的一、二百年内产生过深广的影响，但因清规戒律太多，也束缚了师法者的创造性。人们只在“雅洁”上下功夫，便很难产生生动活泼、气魄宏伟、丰富多采的大作。桐城派古文大多空疏贫弱、气象狭隘，追根溯源，就在这里。

 方苞的议论文大多是一些陈腐的说经著作，内容并不深刻；他的一些叙事和抒情散文却比较生动可读，如《狱中杂记》、《送左未生序》、《左忠毅公逸事》、《白云先生传》、《万季野墓表》、《田间先生墓表》、《宣左人哀辞》、《汤司空逸事》、《余石民哀辞》等，或者记述自己生平遭遇，揭露明清两代政治的黑暗；或者描写遗民孤忠大节，抒发他们怀恋故国的哀思；或者悼念亡友，表现朋友间的深情厚谊，都是一些写作态度认真、内容充实、感情真挚、结构谨严、语言洗炼、措词得体的好文章。其中，《狱中杂记》是作者在刑部狱的见闻，文中真实地记叙了清朝监狱的阴暗肮脏、疫病蔓延，无辜者接连死去的惨状，大胆地抨击了司法官吏的惨无人道、贪赃枉法，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法制和监狱的种种罪恶，也暴露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腐败。这篇文章虽然内容庞杂、头绪纷繁，却能巧妙地组织材料，写得栩栩如生、井井有条、语言简洁、文笔平易、感情深沉。它不仅是方苞的，也是桐城派散文的代表作。

 此外，方苞的墓志铭也有特色，多能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手法。如《查慎行墓志铭》和《陈驭虚墓志铭》虽同是碑志，前者却只简叙了查慎行的性格冠服和遭遇与己相同之处，以此寄托同病相怜之情，由于他是个有名的诗人，对他的生平便以“其事迹虽不具可也”这话一笔带过；后在因是个不为人知的普通医生，便详写了他的为人作事、高明医术，从而突出了他那不事权贵、不愿为奴的高尚品格。这一虚一实、一详一略，可见方苞在篇法上是因事因人而异的。

 刘大櫆(1698—1779)是桐城文派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作家。他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县东乡陈家州(今属安徽枞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二十九岁进京应举时，侍郎李绂见了他的文章曾惊叹：“五百年无此作者，欧苏以来一人而已！”方苞也大为赞赏：“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刘生国乃士耳！”他虽因此文名大盛，却很不得志，两举都只中了副贡生。后任安徽黟县教谕，晚年回乡讲学授徒，弟子以姚鼐、吴定最出名。著有《海峰先生文集》、《海峰先生诗集》和《论文偶记》，有古文两百多篇，诗八百多首。

 刘大櫆在文学创作理论上，继承了方苞的“义法”主张，而又有所补充和发挥，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然有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在，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见《论文偶记》)。这就是说，文章的思想内容虽和艺术形式有密切关系，内容居于首位，艺术本身却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因而刘大櫆在论文时着重于艺术体会，讲究神气、音节、字句。他认为“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应在神气和音节中去寻求。而神气是文章的最精妙处，音节是神气的表现，字句是音节的依据。神气看不见，全靠音节来体现；音节无法衡定，全靠字句来衡量。这三者如能很好统一，那就可以成为“能事”者(即可成为写文章的能手)。刘大櫆论文由神气而音节，又由音节而字句，就将方苞的“义法”观点具体化了。刘大櫆从音节字句上讲文章作法，虽说是对方苞创作理论的一个发展，使人们明了文章的通篇脉络，注意文章长短高下的音节美，但他单纯强调音节字句，不教人从大处落墨，就得其一端而失之片面。

 刘大櫆在散文创作上并没完全体现他的理论。他的文章写得比较放纵，不如方苞严谨，道学气也没有方文那么浓。他长于气势，富有文采，比较讲求辞藻，感情色彩也浓厚一些，如《祭舅氏文》短短几句就写得性真语切。刘文除有部分是宣扬封建道德和平时求用的而外，其余一些是书信、序跋、杂记之类，多为因事抒情之作，往往在正统观念或乐天知足的思想掩盖下，曲折地表达了内心的激愤不平，对时弊也间有指责。在《答周君书》等文和一些诗中，就流露了他怀才不遇的牢骚。刘文存在摹古未化、模仿多于创造的缺点。

 姚鼐(1731—1815)是桐城派中最有影响的中坚人物，他字姬传，一字梦安，桐城人。因他的书室叫“惜抱轩”，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惜抱先生。他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少年家贫体弱，但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曾随伯父学经学，从方泽学理学，跟刘大櫆学古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曾任山东、湖南副考官等职，后升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书成后归故里。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和安庆主持钟山、梅花、紫阳、敬敷等书院讲席达四十年之久，培养了大批门生弟子。其中以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最为出名；此外还有鲁仕骥、吴德旋、陈田光、李兆洛、姚椿、方绩、秦瀛等，都因受过姚鼐的教育或影响而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就这样，桐城派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到长江南北各省，成为有清以来的一个最大的文学流派，姚鼐也因此而成为一代文宗。他著有《九经说》、《三传补注》、《老子章义》、《庄子章义》、《惜抱轩集》等，还精心编选了《古文辞类纂》。后者是一部在近代很有影响的文学总集，上从战国、下至清朝，共选了七百多篇文章，分为十三体。姚鼐选编的目的是为了宣扬桐城派的主张，选编的标准和范围贯彻了他的文学理论，从中可以看出桐城派学文的取径，还可了解各种文体的特点。

 姚鼐在理论上继承了方苞、刘大櫆的衣钵而又有所发展。他虽然称赞方苞文章是“本朝百余年文章之冠”(见《望溪先生集外文序》)，但他对于仅以“义法”论文却是不满意的，在《与陈石士》一文中他说：“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己。”因此，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缺一不可。他认为，这三者合一既是唯一的治学之道，也是写作和论文的纲领。他还以“考证”、“词章”去阐发“义理”，即阐发儒家的观点，这是对方苞“义法”理论的补充与发展。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姚鼐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作为文章的要素；他认为前四字是“文之精”，后四字为“文之粗”。他主张由“粗”入“精”，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而模拟“神、理、气、味”，这是对刘大櫆拟古主张的发展。桐城派文论到这时形成了较为系统和严密的学说。

 姚鼐为何要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呢？这是因为生活在汉学大盛的乾嘉时期，清初的汉学即朴学这时已发展成势力强大的乾嘉学派。桐城派祖师方苞的“义法”主张曾被人饥笑为空疏无据，方苞学说专主义理，而略于名物训诂，就免不了有此疏漏；同时方苞的文章也显得文采不足，气势不大，这是刘大櫆早已意识到的，姚鼐为了调和汉学和宋学的矛盾，纠正考据家和词章家的偏颇，他就兼系众长，想将程朱、韩欧和许(慎)郑(玄)兼于一身。不过，姚鼐虽主张三者合一，却并没将它们并列看待。他认为，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考证只是对程朱义理的一个补充。在《与陈硕士札》中，他就说过：“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因此，他和方苞、刘大槲在原则上是一致的；都把“义理”即程、朱理学放在第一位。

 姚鼐还把不同艺术风格概括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以刚柔来论述文章风格虽不是他的独创，但他的论述不仅更为详尽具体，还把这个问题提到审美高度来认识，把阳刚阴柔作为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论述，既阐明了两者的区别，又指出了相互的联系，他认为“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愤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闇幽，则无与文者矣”(见《海愚诗钞序》)。这就是说刚柔虽有偏废，却须相辅相成，刚而无柔，或柔而无刚，都不会有真正的艺术美。

 姚鼐关于阳刚、阴柔两种风格的见解，是他论文精义所在，向来受到一些人的推重。他的文章风格虽然偏于阴柔，向往的却是阳刚之美，这说明了他的论文二者的通达。

 在古文写作上，姚鼐和方苞、刘大櫆一样，议论文中有不少封建说教。他的山水游记小品，在描绘景物、抒情写意等方面，却很有特色。如《登泰山记》、《快雨亭记》、《游媚笔泉记》、《岘亭记》和《祭张少詹曾敞文》、《祭朱竹君学士文》、《复张君书》等散文，其中，以《登泰山记》最为出名。

 《登泰山记》是按时间先后顺序写的。作者先概括介绍了泰山的山川形势，再写登山的路线和到山顶后所见的景色；然后集中写日出；最后写山上的古迹和自然景物。全文语言精炼典雅，叙事、考证、描写三者紧密结合，文气迂回荡漾，形象而具体地描写了胜地泰山的景物特色。文中，把日出时的云、山、日、海的变化万千的景象和观日的心情都简要地勾画出来，给人以主次分明，生动壮观之感。姚鼐这篇代表作，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

 姚鼐把古文义法也用于作诗，因此除了象《山行》、《天门》、《金陵晓发》、《江上竹枝词》等写景小诗还清雅可读外，他的诗大多形式呆板，有些说教，而缺乏社会内容。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虽然基本一致，在一些观点或具体提法上，却不尽相同。例如，方苞反对八股文，认为“时文”有害“古文”而对当时人们所写的文章一概加以排斥；刘大櫆却认为“时文”可以是“古文”中的一体，姚鼐则说“时文”与“古文”并无严格区别。这就使他们所提出的古文“义法”僵硬化了，影响了散文写作技巧的提高。桐城派的理论主张，在当时虽曾遇到汉学家和骈文家的一致反对，历来的评论家却认为该派在反对八股文的形式主义方面是有功绩的。

 桐城派提出的文学主张，虽是要使古文写作更好地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但他所反对八股文的形式主义文风，反对繁琐考证的学风，提倡考据要与雅法的古文统一起来，并从历代的古文创作中总结出来一些经验和方法，这都是可取的。

 桐城派作家的古文主要是一些应用文，以碑志、传状为最多，另外还有不少议论文。这些文章，大多充满了封建道统思想，存在着空洞、因袭、拘谨、柔弱和说教等毛病。但他们的少数篇章，对现实生活也有所反映，在写作手法上值得注意。他们能紧扣主题选取事例和运用语言，只求达意，而不爱罗列材料、堆砌辞藻，大多写得简洁谈雅，如前面已列举过的一些杂记小品和山水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