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文学社团，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均、朱希祖、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瞿世英、蒋百里等十二人发起，于一九二一年一月成立于北京。并在上海、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立分会。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接编和改革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机关刊物，此处还编辑出版了《文学旬刊》(后改名《文学周报》)、《诗》等月刊，和近百种《文学研究会丛书》；其中《小说月报》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一年先后共出版了一百三十二期，对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文坛影响很大。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散漫的纯文学团体。它的成立正如茅盾讲：“并不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学理论要宣传鼓吹”。“对于文艺的意见，大家也不一致”，“既没有任何工作计划一类的决议，”“也没有什么总机关在那里有计划地布置，”各分会的刊物各自负担，“人自为战。”尽管如此，文学研究会还是一个著名的现代文学流派。它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派别名称，有宣言，出版物和明确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 它有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作家，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创作出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吸引、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组成了一支评论，创作力量，形成了一种创作倾向，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在我国文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文学研究会有明确的目的和宗旨： “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第二条)。在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中，提出成立该会有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二是增进知识。”收集中外资料“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一个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展巩固。”又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从总结小说月报十一年的文学实践经验出发提出：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翻译西欧名著，介绍西方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发展我国文学批评，创造中国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希望反映国民性的文艺能在世界文学中占一席之地。茅盾在回答当时《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李石岑的信中提出文学研究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世界文学中争个地位，并作出我们民族对于将来文明的贡献。”可见文学研究会的目的和宗旨是，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中外文学遗产，创造新文学，使中华民族文学屹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

文学研究会继承和发扬了《新青年》文学革命传统。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重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文艺消遣观，”促进了文学反映黑暗社会和苦难人民的生活。一九二一年一月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出：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主编的两个刊物，《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也发表文章，鼓吹“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在艺术为人生这一共同主张指导下，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对初期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九三五年，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指出： “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並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会评论和创作实践的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概括。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共同态度和倾向。

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服务”，但他们对待人生的态度却各有不同，在评论、创作中也各有所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以茅盾，郑振铎为代表着重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他们本身就是受压迫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锻炼，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强烈的憎恨，对广大劳动人民有很大的同情，因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大力提倡作家“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侮辱者”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映时代创作“血和泪”的文学。茅盾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讲： “真正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他提倡用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那样的作品去表现“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思想上的冲突。”以“龚察洛甫的《奥勃莫洛夫》类似的作品来表现“迟缓而惰性的国民性。”象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披雷道诺夫那样，来描写“教育界的蠹虫。”象显克微支的《炭画》那样来描写“乡民的愚拙正直，可怜和坏秀才的舞文横霸。”茅盾还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对“人生”含义作了具体解释：“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人生的艺术”，也“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的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这个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希望国内文坛从“吟风弄日”的恶习和“醉罢；美呀”的唯美文学中转变过来，面向现实人生，反映现实生活。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既反对传道派的文学观，又反对娱乐派的文学观，他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传道派的文学观，则使文学干枯失泽。”主张： “文学是人生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

其二，以叶绍均、冰心、庐隐、王统照、鲁彦、许地山、王任叔、彭家煌为代表的作家，着重关心现实生活，要求作家表现时代。并以他们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反帝反封建的重大题材，具有深刻的时代感。他们同情被压迫者，以真挚的感情描写下层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以冷隽的眼光面对一些陈腐可笑、或令人窒息的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他们咏物寓意对未来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光明的渴望，引导了部分青年“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使之走上纯的文学大道。”积极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他们的作品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心情。然而他们又各有特点：

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作家比较重主观感情的抒发，作品中人物一般体现了作家的理想。冰心宣扬爱的哲学，她在《超人》中颂扬：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在《悟》中写了爱与憎的两种思想斗争，锺梧原来认为世界是冷酷、残忍的，因为受了母爱故事的感化，便认为“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这种泛爱主义虽然空洞无力，但在当时对受奴役，受压迫的群众来说，它既是一种精神安慰，也具有反封建的性质。王统照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爱与美的追求。他在《微笑》中，描写了一位毒死丈夫而入狱的女犯人，因受了教会女医生的感化而转为对人类万物的爱，她那魔法般的“微笑”具有神奇的力量，使狱中青年犯人阿根出狱后成了有知识的工人。庐隐描写了一系列青年女性抒发感伤、忧郁、厌世的情绪。许地山本人是基督教徒，对佛学很有研究，受佛学影响他在作品中抒发了一种消极的宿命观念。如他在《缀网劳蛛》中，通过主人公尚洁表现出一种爱一切、宽恕一切，对世间的压迫采取“不介意”、“不辩白”、“听其自然”的消极人生态度，这就大大地影响了他们追求积极的人生态度，同时也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而叶绍均则反映农民、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民生活。特别是通过一系列可怜、可悲、可憎依附于统治阶级，卑躬屈膝的“小人物”，揭示其“灰色的卑琐人生。”如《潘先生在难中》的主人公小学校长潘先生，为了保全家性命不得不依附于统治者，他既看到军阀混战的罪恶，又不得不对他们歌功颂德，他终日战战兢兢凄惶不安，然而在妻小面前又假装镇静旁若无事。这种人格的两重性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国民中的一种奴性。

在当时乡土文学潮流中，文学研究会成员王任叔、彭家煌、王鲁彦等注意探索人生真理，关心农民生活反映农村题材，推动了文学研究会文学为人生的发展。王任叔、彭家煌着重表现被侮辱被损害的农民生活。如王任叔在《疲备者》中，满怀同情地塑造了一个类似阿Q的的驼背运秧人形象，他住在三圣殿中以打短工为生，后被诬告坐牢。彭家煌在《陈四爹》，描写了一个受欺压被歧视的懦弱农民，被主人逼得投湖自杀。而王鲁彦的笔触则伸到农村另一个层次，反映农村中小地主阶级的败落、破产。他在《黄金》中通过史伯伯发家致富，在陈四桥一带受人尊敬，破产后遭到了歧视、侮辱的经历，揭露了金钱的罪恶： “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敬你，你穷了，他们转过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欺侮你，没有一点人心。”

其三，以周作人为代表，在五四时期积极鼓吹“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文学研究会成立，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表明了他当时的文学主张，但不久周作人就放弃了自己的“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

在创作方法上，文学研究会举起现实主义旗帜，主张认真地观察、客观地描写，按生活本来面貌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说：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它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一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所以说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并从人种、环境、时代、作家人格等方面作了理论概括。他认为：“(一)文学与人种很有关系，人种不同、文学的情调也不同，那一种人，有那一种文学。”“东方民族多神秘性，因此，他们的文学是超现实的。”“条顿人刻苦耐劳，并有中庸的性质，他们的文学也如此。”“(二)一个时代有一种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专限于物质；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三)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哲学、文学、美术等等，犹影与形。”“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是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描写。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就怎样写。”“(四)作家的人格，也甚重要。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爱自然的一定把自然融在他们文学里。”这些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当时对反对唯美主义，感伤主义，反对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对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对打破旧文学观念的包围起了重大作用。

文学研究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学社团，它的诞生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形成了一支独立的文学队伍的新阶段。紧密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不愧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现实主义流派。由于文学研究会组织不严密，到大革命时期开始分化解体。一九三二年《小说月报》停刊，该会即无形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