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倾向派”文学

“新倾向派”文学是朝鲜现代革命文学流派，在朝鲜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产生在资产阶级自然主义文学占统治地位的二十世纪初期，并以社会矛盾的揭露者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坚持批判者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创作中表现出与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相对抗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性，故获得“新倾向派”文学的称号。

新倾向派文学的出现是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一九一○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所谓“日韩合并条约”，从而使朝鲜完全沦为它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对朝鲜人民的奴役和经济上的掠夺，激化了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一九年朝鲜爆发了在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具有时代里程碑意义的“三·一运动”。此后，在朝鲜的历史上开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朝鲜文学发生了激烈分化，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鼓吹颓废文学和自然主义，公开卖身投靠帝国主义，一九一九年以后出现了“创造”、“废墟”、“白潮”三大流派，他们把西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引进了朝鲜，使作品充满颓废，感伤和幻灭情绪。在逆流中，一部分坚持走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如罗稻香(1903—1927)、金素月(1903—1935)等，他们的作品仍然揭露与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罪恶，对朝鲜人民的无权地位和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了炽热的爱国感情。另一部分人由于受到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启迪，他们从颓废的浪漫主义“白潮”等文学思潮中脱离出来。这些进步作家以李相如(1901—1943)为中心，形成《帕司Q拉》，以杂志《开辟》积极地开展文学活动。同时，赵明熙(1892—1942)、崔曙海(1901—1932)、李箕永(1895—)和宗影(1903—)他们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优秀作品也增添了初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光彩。这些社团和作家的活动逐渐形成“新倾向派”文学的核心，继而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学潮流，揭开了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光辉一页。

新倾向派的美学见解是彻底地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们一致主张文学要植根于生活之中，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第一性和文学必须成为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必须成为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手段。在他们的心中，怀有通过文学追求美好的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由此，在文学中就表现出明显的写实性。赵明熙在雨果式的浪漫主义和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强调“要接触现实，在现实中前进！我以前只知道思想产生生活，而不知道生活产生思想。” (《生活记录的短篇》)他愿意做一个真实反映生活和在生活中产生新思想的歌手。崔曙海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和“过真正的生活”的目标，他认为使文学增添生气的是生活本身，而且这种生活应该是人民反对民族的阶级敌人的伟大斗争。李相和也表明在自己的作品中力图反映劳动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美好未来走上斗争道路的脚步声。

文学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由于朝鲜人民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所以“新倾向派”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受悲惨生活煎熬的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贫困的知识分子等。作家写他们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生活的牺牲品。赵明熙的《新乞丐》、《走向地下》、《农村的人们》、《一个夏夜》和崔曙海的《朴石的死》、《饥饿与杀戮》、《大水之后》、《红焰》、《出走记》等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和阶级的敌人的刻骨仇恨。《饥饿与杀戮》的主人公梦幻着一些怪物发射出贪婪的目光，用铁管刺进他妻子的心脏，咕嘟咕嘟吸起鲜血来。病人越是挣扎、呻吟、脸成土色，他们就越是高兴，并伸出鲜血淋淋的舌头，快乐得鼓掌大笑。这不是梦幻，完全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因此，在《出走记》中，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口发出了愤怒的呼喊： “我们不是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而是作为某个险恶的制度的牺牲者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我们应该“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根源。”李箕永的《贫穷的人们》也提出了只有砸烂“魔鬼翩跹”的旧世界，才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的“大革命”理想。事实上，新倾向派超越了批判现实主义。如果说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只停留在尖锐地揭露阶级矛盾和对这种矛盾所造成的种种事实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新倾向派文学却已经把锐利的笔锋转向矛盾发生的基本原因，全面地指出践踏全体劳动人民生活的社会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可调和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砸烂这个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的问题，使文学走上了一个革新的道路。

新倾向派旨在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打倒剥削者和统治阶级，因此，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就成了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作家的作品没有一滴泪水，没有一声叹息，没有一点宿命论的因素，它排除苦闷和抑郁，大胆而勇敢地走向新的斗争道路。崔曙海在《血痕》中就说“归根结底，只有造反的路而已”。对破坏生活的旧社会制度公开宣战。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激烈的反抗和悲剧结束的。在《饥饿与杀戮》、《朴石的死》中，主人公都象发疯似地充满着激愤，走上反抗的道路； 《红焰》的主人公成了杀人放火犯；《大水之后》的主人公成了强盗。李相和的诗《今天之歌》，以高昂的情调写道：“冲刷我抑郁心灵的/那天到来了——/我的生命啊——/反抗的时刻到来了。”反抗精神也特别强烈。

他们的文学为什么会爆发出强烈的反抗情绪呢？这在于他们作品的主人公的阶级觉醒。李箕永的《贫穷的人》就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作家这样写道：

富人和穷人好比南极和北极。这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时代。只能是有无相斗，决一胜负，是的，这就是阶级斗争，如果没有大革命，不接受新人生的洗礼，人就不能有幸福。

在作品的最后部分，主人公发出这样强烈的呼喊：

“是的，暴风雨到来吧！霹雳到来吧！地震到来吧！叫他们灭亡！ ”

“新倾向派”文学中主人公的激烈反抗，就是象《贫穷的人》里面表现出的这种行动，表明工人运动在进入有组织，有目的的阶级以前的劳动人民的思想状态。特别是崔曙海的《出走记》和赵明熙的《洛东江》，其主人公为了履行这个时代和民众的义务而走上了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从而初步向我们提示打倒日益腐败的旧社会制度和建设新社会的出路，在于追求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念和理想，预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卡普”即将产生。

新倾向派文学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清新的革命浪漫性。它一方面渴望社会制度的变革，同时，又充满为这个目标斗争的热情。新倾向派的诗歌跳动着和光辉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代脉搏，敲响了黎明到来的钟声。如李相和的《期待着暴风雨的心》、《雨后的早晨》，金昌述的《长夜过去了》、《拂晓》、《被赶走的黑夜》，朴八阳的《黎明之前》等，从诗的主题，题目和本身中都表现出一个特别的倾向，即预告了新事物的到来，感知到生命的跳动，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飞向未来的太空而展开有力的翅翼。且看金昌述《大道行》抒情主人公走向斗争道路的激越之情：

扬眉吐气地在大道上阔步。

以无限的理想，

伟大的思索，

在展望晴朗而蔚蓝的天空，

阔步向前

这是多么乐观、明快的诗！它确信未来，体现人们走向未来的革命感情。

新倾向派不仅诗歌特别明显地表现出革命斗士的浪漫激情，小说也不例外。《洛东江》以悲剧结束，主人公朴成云在经过长期监狱生活之后，被保释出来就绝命了。但是，作品却洋溢着诗一样高昂的情调。小说末尾描写跟随在朴成云灵柩后面无数的旗幅和挽联，造成一种气氛，象是已故的革命志士的精神仍在人间。在路莎送的挽联上面写有这样的文字：“啊，我要变成一座火山！在您临死的时候，还这样鼓励我。”这段文字意味着后人对主人公革命思想的继承，而路莎正是继承先烈的遗志走上革命斗争的新征途。在这里，读者预感到革命斗争的浪漫的画幅，听到了充满斗争意欲的主人公心脏的激烈跳动。

新倾向派活动时间不长，也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的形势下，作品中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一般只能带有暗示的形态和抽象的性格。虽然他们提出推翻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建设新社会的初步方法，但是，没有提出争取新社会的科学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对人民打倒旧社会制度，只是停留在号召上，而没有能再前进一步。尽管有这些局限性，新倾向派文学却光荣地履行了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第一阶段的任务，把自己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一九二五年，朝鲜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而初期“卡普”作家的作品，按其思想内容来说并没有超出“新倾向派”文学的范畴，直到一九二七年“卡普”改组，通过新纲领，肯定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才使“卡普”文学真正走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由此可见，新倾向派的作家们不愧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