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派文学

新小说派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现代文学流派。六十年代新小说派的作品和理论迅速发展，不仅流行于法国，而且译为多种文字扩展到英、美、西德、波兰等欧美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比托尔、娜达丽·莎罗特、克罗德、西蒙等为代表的所谓“叛逆者”作家。他们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受西方畸形发展的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的影响，并在西方现代诸流派的相互影响下，对社会的种种传统，包括文学传统持怀疑态度和否定态度。但他们没有共同的文学组织，也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和主张，连自己也不承认是一个流派。新小说派的作品大多在巴黎的《子夜出版社》印行。评论界根据他们反对一切小说传统、追求技巧的革新这一共同特点，把他们称为“新小说派”。由于新小说派不仅反对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反对存在主义小说传统，也反对意识流小说和荒诞派戏剧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和哲理性，因此，七十年代又被评论家称“反传统小说派”或“拒绝派”。

新小说派的作家在文艺观点、创作手法、内容和形式上都各有特点。有的作家受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主张写人的主观内心世界。以娜达丽·莎罗特为代表，着重探索人们“内心真实”，即下意识的感情活动，被称为“内心小说”。有的作家在资本主义机械化、电气化等物质文明面前，看不见人创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笔下人被物控制、主宰，处于被动软弱地位。以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代表，强调物比人重要，主张纯客观地记录“物”，被称为“笔录小说”或“照相式小说”。新小说派的主要代表作家有：

阿兰·罗布——格里耶，原系农艺工程师，后为电影工作者，被认为是新小说派的理论家、创始人。代表作品有《窥视者》，此篇曾获法国一九五五年“评论家奖”；《橡皮》(1953年)被称为新小说的开路之作。此外，还写了《嫉妒》、《在迷宫里》、《约会的房子》、《纽约的一次革命计划》、《玩火》等小说。在理论著作方面，有评论集《走向一种新的小说》，其中《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等篇，被称为新小说的理论宣言。

米歇尔·比托尔，原系哲学教授，一九五八年获“勒诺多奖”，代表作有《路过米兰》、《时间表》、《变心》等小说。在理论著作方面有《论文汇编》(1960—1974)。

娜达丽·莎罗特，原系女律师。代表作有《无名氏肖象》、《马格特洛》、《行星仪》、《金果》、《生死之间》等小说。理论著作有她的论文集《怀疑的时代》。

此外，新小说派还有作家克洛德·西蒙、约翰·里加社、克洛德·奥里埃、罗伯尔·比才等一批作家。后来出现了新小说派的第二代作家，如马可·萨波尔达等为代表的“新新小说”或“新新新小说”。

新小说派从创作实践和理论概括来看，主要表现在反对各历史时期的小说传统，追求技巧上的革新。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小说处于严重停滞状态，其原因是受到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创作方法过时。巴尔扎克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强加给读者，使读者进入作者安排的主观世界中去，忘掉现实世界中事物的本来面貌。这种创作方法只能描写生活的表面，不能深入人物的内心。因此，新小说派不仅从小说反映的对象、表现手法等方面改变小说的传统性质、特征，而且还要改造读者的传统阅读、欣赏小说的习惯。

从小说反映的对象上，新小说主张以物为中心。他们反对以人为中心，认为传统小说中以人为本，一切都染上了人的感情色彩，抹杀了人和物的界线，这样，作者就不可能对事物和环境作冷静的、客观的描写。因而他们在小说中突出“物”的物理属性，强调对“物”作客观的机械的外形描写。新小说派笔下的事物十分精细准确。但这些物既不表现主题，也不显示人物性格，更不反映事物的本质，只是纯客观地记录。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来代替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功能意义的世界”。阿兰·罗布——格里耶在《窥探者》中，借主人公——手表推销员马弟恩到一个小岛上去推销手表的事件，借主人公的眼睛描绘岛上的码头，防波堤，房屋，广场，纪念碑，咖啡店、广告。主人公敲门，作者就写门的油漆花纹；主人公打开箱子，作者就写箱子的颜色、提手、锁链、箱钉、衬布……；主人公走进卧室，作者就写卧室的陈设、地板、床、桌子、油画等；主人公看见一只死青蛙，作者就写死蛙的尸体颜色、形态、硬度；主人公抬头看云，作者就写云的形状、变幻、流动等等。总之，他们借人写物，在描写“物”质世界时，力求精确细腻。阿兰·罗布——格里耶在写一盏煤油灯时，就花了四百多字把煤油灯的形状、质地以及灯蕊上的火焰形状、色彩等描写得十分精细。写姑娘的辫子，以颈背为中线，把头发向两边分开，梳成两条小辫子，一边一条，再卷成小髻，盖没了两边耳朵的上半截，真象一幅幅工笔画。

新小说派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小说，在于开发自然，一层层地挖下去，达到更隐蔽的底层，把一部分令人难堪的秘密公诸于众，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深度”。他们否认这个深度，主张写人的主观“真实”，强调揭示人物的下意识。娜达丽·莎罗特认为：小说应“把自己全部注意力和好奇心集中在某种心理状态上”，透过表面活动发掘“深在的真实”。她认为人物是表现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因素的“临时道具”，作者不必象传统小说那样刻画人物性格，描写外貌特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娜达丽·莎罗特所说的心理状态或心理因素和传统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不同，她探索的是“意识表层下的真正意识，纯粹的印象，纯粹的自我”，即描写意识的“灵魂颤抖”。阿兰·罗布——格里耶主张把人的思想、见解从小说里取消，把作者的政治、道德、心理评价统统地从小说中取消，只写人的姿态、动作、见闻，表现人的复杂内心世界。他企图“通过小说建立一个纯粹的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基于这种理论，新小说派主张改革小说的形式、技巧，改造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读者看惯了传统小说，养成了一种被动贪图舒服的习惯，追求一种“轻松娱乐”的享受。为了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入人物内在的“深在真实”，主张把小说写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迫使读者不得不一直处于警惕状态”，从而费力地从人物内心的心理状态进行探索，才能使读者想象中呈现出小说中的人物、环境、故事，尤其是内心的奥秘，把作者的想象变成自己的想象。所以新小说的作品不介绍人物的出身、教育程度、文化修养，也不描写人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关系。有的作品中人物没有姓名，用“你”“我”“他”来代替，有的用字母来代替人，有的作品主人公就是作者。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嫉妒》中叙述的妻子，就是用法语中二十六个字母的头一个字母来代替的。《在迷宫里》那位“××城下失败图”中的士兵和小孩，从静止的画面慢慢地活起来，相互交谈。这位面目不清，死因不明的无名士兵还上街游荡，在黑暗空荡的街道上走时，不断地碰戴无沿帽的小孩。这位无名士兵认识士兵的方法不是孩子本身，而是有无无沿帽。当小孩没戴无沿帽时，小孩就失去原来的形象。小说就是这样由相互交错、重叠静止的画面拼揍组成的。读者费九牛二虎之力，都难以从这一堆简单的，松散而不完整的人物、情节中找到什么意义。

新小说派在结构上，认为人生活在永恒的一瞬间，不同时间、空间在人的思想活动中往往同时存在，互相交织。作者应该抓往这永恒的一瞬冷静，详细地记叙，不要去注意故事发生发展的顺序，和因果关系，而采取打破时空观念，或故意颠倒时空关系，和打破文学体裁的界限，把过去、现在、未来无逻辑地交换，把现实回忆、联想、幻觉、梦镜、潜意识交织在一起，在颠到的时空关系中杂乱无章地任意跳跃，使人难以分清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

新小说派对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比喻”、“魔术般的词汇”极为反感，而采用不符合逻辑的、不符合语法结构的残缺语句。娜达丽·莎罗特的小说《行星仪》多用同音异义词。米歇尔·比托尔的《心变》中每句为一段，有的句子长达半页之多。新小说派的第二代作家马可·萨波尔达写的所谓“新新新小说”《作品第一号》，象扑克牌一样，是一叠印有字的活页共一百五十页，没有装订，也没有编号，随你怎么看均可。有的作品没有标点，有的把小说当成数字游戏，他们力图用文字变化来吸引、改造读者的欣赏习惯，排斥作家的创作意图，否认作品中表现出的某种倾向。

关于新小说派的评价毁誉不一。有的评论家称赞新小说派便青年一代作家着迷，是近代小说的转折。有的评论家说新小说派是“巨大的失败”，是“胡思乱想、悲观失望的产物”，是把沉游于自我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小说，成为损害小说的流派。我们认为新小说派和其它西方现代派一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相对繁荣，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形成的种种危机，给人们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危机，但又找不到危机的根源和性质，因而自己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从而苦闷、追求到动摇、幻灭。因此在他们作品中有的强调“物”，有的强调“表现下意识”、“纯粹自我”。盲目地反对一切传统，在他们的作品里，思想基调是悲观的，内容是脱离社会生活、历史环境的，追求一种纯形式的艺术。这些都是不可取，但它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些方面如对新的文学体裁和表现方法的探索精神，及其打破小说时空观念和文学体裁的界限等艺术手法还是有益的，为不少中外作家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