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来形成的词体、风格与词派。“豪放”原为唐司空图《诗品》论诗歌风格第十二品。
宋人以豪放论诗论文谈艺者甚多,以豪放论苏词者,始于绍兴辛未(1151)曾慥《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宋末元初沈义父《乐府指迷》亦谓东坡、稼轩“诸贤之词,固豪放矣”。将唐宋词分为豪放、婉约者,始于明人张綖,谓“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诗馀图谱》)。
苏轼从来被认为是豪放词的始创者和代表。豪放词的特点是气势恢宏,它打破花间体以来以佳人绮艳为主的题材取向和创作定势,将广阔的现实生活纳入词的表现领域: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将应歌而作的女性声吻及普泛化的男欢女爱,变为士大夫缘事抒发情志的个性化之语,以其横放杰出的浩然气势与清旷超脱的逸兴,改变词坛由绮媚柔婉一统天下的格局。
如宋人胡寅所云:“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题酒边词》)豪放体以苏轼为马首,至南渡而作手群集,岳飞的壮怀激烈,张元斡的清壮顿挫,张孝祥的慷慨悲凉骏发踔厉,辛弃疾的失路英雄勃郁之气,雄深雅健顿挫沉郁,陈亮的经济之怀,横放恣肆,刘过的江湖清狂,刘克庄的痛快淋漓发露使气,直至金元好问的悲凉沉雄,构成豪放体以至于豪放派的发展脉络。
豪放体自由苏轼创始之初,便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碧鸡漫志》)与“句读不葺之诗”(《词论》)正反不同的两种评价。前者是对苏轼革新词体的肯定;后者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词“别是一家”的客观要求,却不免有固守本色论的狭隘之嫌。这种争论持续到宋末,张炎《词源》虽高倡清空骚雅,但仍把辛弃疾、刘克庄的豪气词划于雅词之外。金代元好问始谓:“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遗山自题乐府引》)
新中国成立以来,豪放体、豪放派因反映现实政治、表现爱国主义的社会功效而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最终发展为压倒排斥各派的绝对优势。这种绝对化,同样偏离了词体发展的历史事实,反映出以狭隘政治、社会功效代替艺术价值的历史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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