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则诚的《琵琶记》

宋元南戏留下来的三本是比较粗糙、朴素的，为书会中人所编。在南宋时期，有最早的南戏《赵贞女蔡二郎》，而文人改编南戏剧本，以成为南曲传奇典范之作的，则始于元末明初高明(则诚)的《琵琶记》。它因之为传奇之祖，它是一部文学杰作，与《西厢记》齐名。

高明，字则诚，浙江瑞安人。瑞安属温州府，正是南戏发源之地。大概他小时候即熟悉本地所流行的南戏剧本。高则诚有文才，元顺帝至正五年中进士第(1345年)。(不过此年因科场舞弊案，中进士的曾一度被革。)曾任处州录事，有能声。监郡马僧家奴贪残，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去任，民立碑，青田刘基为文记之。后又任江浙行省丞相掾。方国珍抗元时，元政府因其熟悉浙东沿海情况，改调浙东阃幕都事。后因与元人政见不合，又转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和庆元路(今浙江)推官等职。至正十六年(1356)，方国珍据庆元起义，欲聘而致之幕下，不赴。元亡时，避乱于鄞县(今浙江宁波)栎社镇。寓沈氏楼，隐居数年，专攻词曲，作《琵琶记》。明太祖朱元璋慕其才名，颇想起用他，他以年老多病为由，辞不赴召。后卒于宁海。据赵景深《明清传奇》作者概略介绍，卒年七十余。所著有《柔克斋诗集》，今佚，有辑本，只存诗数十首。高明的朋友不多，惟刘基与之有诗酬答。其生卒年无考。假定他中进士时约年三十，而卒年七十余，则约1315—1390，卒于洪武二十八年左右。但年七十余之说，不知赵景深何所据，如卒于洪武中，则不过年六十余耳。

徐文长《南词叙录》录宋元旧篇有《闵子骞单衣记》，其下题高则诚作。此下二种为《蔡伯喈琵琶记》与《王俊民休书记》，未题撰人名，或同为高作而省题者。《琵琶记》为高则诚作，则世所知。而《闵子骞单衣记》与《王俊民休书记》则已佚(王俊民即王魁，见《南词叙录》《王魁》本下注)。

《南词叙录》云：

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愤中郎)(原缺)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创瑞光楼旌之。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

高氏为元末明初人，其作《琵琶记》当在元末，并以此出名。朱元璋喜欢南戏，很推崇《琵琶记》。此剧晚年定稿当在明初。高明曾出仕于元末，正当农民大起义的时代。他在政治上因不满元末政治黑暗，与权贵斗争而被抑置下僚。同时也没有积极参加农民起义，看到方国珍等成就不大，故而怀抱消极，避世隐居，从事文学创作。他所以不受朱元璋之聘，以老病辞，可能也看到了朱元璋为人猜忌残酷的一面。他有苟安于乱世、明哲保身的思想，在《琵琶记》中也反映了他淡泊功名富贵的处世态度。

《琵琶记》所以如此成功，一方面由于高明的文艺天才，一方面由于这一故事源于民间，早已为人民大众所传诵。

《琵琶记》故事来源很古。南宋初期，盲词文学中即有蔡中郎故事，陆游诗可证：“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诗作于十二世纪末年。早期南戏有《赵贞女蔡二郎》戏文，剧中蔡中郎因弃其糟糠之妻为天雷劈死。《南词叙录》于该剧目下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此蔡二郎必非蔡邕，但以蔡邕为中郎将有名于史而误。历史上蔡邕为一大文人，且以孝著名，并无此类无耻行为。民间所传，污辱先贤，引起文人的不平，所以陆游有慨叹之句，徐渭以为里巷妄作。

此民间故事，似系出于唐人笔记实事。《玉泉子》载，邓敞孤寒不中第，已婚于李氏，而牛僧孺之子牛蔚与之善，以其妹嫁之，遂藉其力以登第。牛氏至邓家，知已有妻，且有二女，牛氏隐忍，乃与李氏共处。又《小浮梅闲话》及《坚瓠集》则引唐人小说，谓唐有蔡节度者，微时与牛相国僧孺之子繁同学，寻同举进士。繁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赵氏，力辞不得。既而牛能将顺于赵，赵亦无妨于牛。东嘉感其事而作书云云。此谓唐人小说乃不知何据。从《玉泉子》，则邓而非蔡。民间传闻，多所改易矣。

此外，亦有以《琵琶记》为讽刺王四(赘于不花太师家，元人呼牛为“不花”)的，或以为是王安石女婿蔡卞的故事。此难确信。要之，民间创造一典型故事，而附会到蔡邕身上。

此民间故事，反映唐宋知识分子，得第以后另娶而弃其旧妻。正如临江驿故事、王魁故事等。南戏首为《蔡二郎》、《王魁》二剧，即为鞭挞此类负义之夫而作。反映知识分子之前后变节，判若二人。王魁之受鬼报，蔡二郎之受雷劈，结局相同。人民的爱憎分明，此皆诅咒爬上统治阶级的才子，而为受欺侮之女性泄愤者。反之如《破窑记》、《荆钗记》则为歌颂男女爱情之坚贞者。

在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蔡二郎为一反面人物，赵贞女则是正面人物。高则诚根据民间剧本成《琵琶记》，把蔡伯喈亦写为一正面人物，改“三不孝”为“三不从”。所以如此处理之动机有二：(1)为蔡伯喈辨诬。蔡邕为历史上有名文人，本无此恶行，却被谤千载。为之辨白，以纠正民间故事的误会。这样对待历史人物比较公允。(2)为知识分子辩护。因高则诚亦为进士出身之人物，同情于知识分子之故。改变悲剧之性质，说明蔡邕之不得已，本是一个孝子，乃为其严父所逼而上京赴考。又为君、相所逼，辞官、辞婚皆不可，强入赘于牛府。郁郁不乐，内心痛苦万分，故为“三不从琵琶记”。“三不从”，即欲不赴试，其父不从;辞官，君不从;辞婚，相不从。高则诚在剧本里充分发抒了知识分子的苦闷矛盾心理。

原本南戏，今已不传。其思想性是惩责负义之夫贪恋富贵荣华、灭妻再娶的重婚之罪，暴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此本《琵琶记》虽为知识分子辩护，仍然不失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它的进步意义在于反功名富贵，暴露统治阶级如何笼络知识分子，而陷他们于不孝不义的境地。知识分子一应朝廷考试以后，即身不由己，违其初衷。蔡邕在牛相府中，自身一无快乐幸福可言，同时受尽人民的唾骂(剧中以张广才代表人民的感情)，成为不孝不义的人物。

《琵琶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功名富贵，指出一个人的真正幸福是在于能够享受天伦之乐。即与父母妻子团聚过平凡的生活是最好的，不要去求官，不要去做富贵人家的女婿。这在封建社会里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蔡伯喈的父母，一味要自己的儿子出去求名，光耀祖宗。结果儿子中了状元，变成宰相的女婿，他们两人却在家乡挨饿死了。第三十八出《张公遇使》张广才对着坟墓说：“老员外、老安人，你孩儿做了官，如今差人来取你到京，同享富贵。你去也不去?(唱)叫他不应魂何在?空教我珠泪盈腮。”这不是无情的讽刺，乃是充满着热情的、沉痛的，点化痴顽。至于蔡邕，在全剧里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被逼迫入赘牛相府以后，尽管吃的穿的，都是珍贵的东西，尽管有美人陪伴，仆婢侍候，却非常痛苦。重婚富家，貌合神离，心里总是想着他的父母、糟糠之妻。在十六出《丹陛陈情》、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二十四出《宦邸忧思》、二十八出《中秋望月》、三十出《瞷询衷情》、三十七出《书馆悲逢》中，深刻地描写他的内心矛盾、冲突与苦闷。最后四十一出《风木余恨》，极为悲凉。这种心境是真实的，并非虚假。所以《琵琶记》能感动人心。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故而刻划更其深刻。蔡伯喈这个形象，同赵五娘、张太公一样，都是很成功的创造。

《琵琶记》是一个悲剧，原本南戏矛盾存在于夫妻之间，即知识分子转向统治阶级，压迫人民。赵五娘有强烈的斗争性。高氏的改编，夫妻之间并无矛盾。矛盾存在于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之间，即蔡邕受君、相的压迫。虽然因为牛氏的特殊贤惠(非必然的、偶然的)，最后得到团圆结果，但是父母已经死亡，风木余恨，无可补偿。全剧应该看成悲剧。

《琵琶记》第一出叙剧情概要(家门)时，批评向来传奇，谓“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而他自己这部书是“只看子孝共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又以“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标目。在封建社会里，这部传奇是有益于伦常礼教的。因此明太祖比之于五经四书，认为富贵人家不可缺。而毛纶(声山)以之比于《西厢记》，谓《西厢》是风，《琵琶》是雅。《西厢》为第六才子书，《琵琶》是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照作者所说是以有关风化、颂扬子孝妻贤为宗旨。其实这不过是传奇开端，表示此本不同于其他传奇(如佳人才子之类)之处。《琵琶记》有封建思想，宣传封建道德观念，不过我们要区分剧中所宣扬的孝道，不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终于事君的孝道，而是不忘本、菽水承欢的孝道。它批评了蔡伯喈父亲的“大孝”思想，也批判了蔡伯喈“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行为。可见作者反对追逐功名富贵，主张骨肉间的团聚。他提出“人爵不如天爵”的思想，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隐居避世的思想。朱元璋喜欢《琵琶记》，有人据此而否定此剧。这不太合理。朱元璋可能喜欢南戏，且《琵琶记》宣传忠孝，合乎他的思想，但是此剧究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是宣扬人民的思想，是值得研究的。全剧主要并不是宣扬封建的忠孝，而是歌颂了人民的感情。其实，剧中的“忠”是空的。蔡伯喈的矛盾也是和封建的“忠”的矛盾。《琵琶记》把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反对残贼人类真挚感情的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只有“孝”才足以反抗“忠”，这连统治阶级也无法否认。而且，《琵琶记》的团圆并非喜剧，仍是悲剧。剧中的牛氏是概念式的人物。《两贤相遘》一出及赵五娘题诗、牛氏帮助她与伯喈重逢是作者的理想主义，牛氏非真实人物。整个剧本表现了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争取知识分子的矛盾，而人民方面胜利了，知识分子厌恶朝廷，最后散发归林。这是高则诚思想进步的地方。此类思想以后深刻地贯穿在《儒林外史》中(如王冕这一形象)。

虽然《琵琶记》作者在开始时揭出歌颂妻贤子孝、有关风化的一个大题目，但并不局限于描写家庭问题。整个剧本的内容是丰富的，剖示出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触及的社会生活面很广。例如描写陈留郡的灾荒。在《义仓赈济》一出中，写社长里正中饱剥削、公开抢劫、欺压妇女的行为，为当时社会的写照。全剧运用了对比手法，这一方面使生旦换唱，可以省力，是一种妥善的安排;另一方面确乎展现了两个不同的环境，一幅是人民遭受苦难的画面，一幅是富贵人家的享乐生活。具体地说：第十七出是赵五娘请求救济而被劫去粮食的一幕;第十八、十九出是蔡伯喈新婚入赘牛府的场面。接着第二十、二十一出，是赵五娘勉食姑嫜与糟糠自餍，她的婆婆饿死的场面;而二十二出《琴诉荷池》，是蔡伯喈牛氏在牛府暑天赏荷的情景。第二十五出赵五娘祝发买葬，二十七出感格坟成;第二十八出是中秋望月。第二十九出是乞丐寻夫;第三十出是瞷询衷情。一幕是蔡家情况，一幕是牛府情况。两相对比，越显得赵五娘的贤惠，蔡伯喈的不孝和他在牛府中的心绪不安。是统治阶级剥夺了蔡家一家人的自由幸福的生活。剧本写出封建社会中的矛盾，与蔡伯喈的矛盾心理相结合，是比较深刻的。

赵五娘是劳动人民的形象。《糟糠自餍》写她在荒年给公婆吃饭，自己吃糠，有“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之句。“糟糠之妻”是成语。《后汉书·宋弘传》：“帝(光武帝)欲以姊湖阳公主(新寡)妻之。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糟糠之妻谓同吃苦之妻。此出把它形象化，并用糠和米比喻她和伯喈：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

相传高明作《琵琶记》，坐楼上，填词至此句，案上两烛光交融为一。谓其苦心作曲，得神来之笔。因名其楼曰瑞光楼。作者把这一女性写得那样善良、动人，那样理想，强调糟糠之妻不应抛弃，贫贱夫妻有真感情，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以赵五娘的苦心侍奉姑舅，暗地吃糠，她的姑舅，起初还疑心她偷吃好东西。足见封建家庭中做媳妇的苦楚。她的诚心，终于感动公婆，而婆婆却因饥饿无力，又受感动，精神过受刺激而死。公公到此时懊悔把儿子送帝都，自怨自艾，皆极切合人情。这一出有剧情，极为悲苦。赵五娘照顾老人，有人道主义精神。她的尽孝道，不能说都是封建的说教。

《琵琶记》的艺术性，首先在于它的结构布局，贫富生活的对比。作为一部长本传奇，第一出写蔡氏一家称庆，第二出即出牛氏，遥遥对照，以后也是牛府的富贵生活与陈留郡的灾荒现实相对比。一面是灾荒、抢粮、吃糠，父母的死亡，赵氏的剪发、筑坟。一面是赏荷、中秋赏月。一幕一幕，互相对照，具体地展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况。不但悲苦的场面使人落泪，就是富贵享受的场面也使人流泪。这种对比，极富戏剧效果。这是作者发展了南戏的传统并有自己的独创。

《琵琶记》的词章，以二十一出《糟糠自餍》、二十五出《祝发买葬》、二十九出《乞丐寻夫》(俗称《描容上路》)、三十八出《张公遇使》、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二十四出《宦邸忧思》及二十八出《中秋赏月》为佳。前四出文章白描有力，后三出则用词藻点染，华丽。从全剧来看，除这三出以外，基本风格是朴素有力，不华丽。而描写蔡家方面，比之牛府方面更为深入逼真。此因高则诚个人生活经验，是生长于小城市、多做地方官吏、遭逢乱世、多见民生疾苦之故，也由于原本民间文艺中的南戏剧本，在这方面尤富于人民性。除前所讲的吃糠一段的神来之笔外，《描容上路》中有〔三仙桥〕两支曲子亦最佳。文词朴素动人，如人心肺中流出：

〔三仙桥〕……苦要描，描不就，暗想象，教我未描先泪流。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带厚。他可又饥荒消瘦。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展舒，他自来长恁面皱……这真容呵，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

《琵琶记》虽不寻宫数调，所用歌曲系南曲，在一折中有重用前腔者，而四十二出各出间所用曲调不重复。是南曲中的典范之作。明代南曲作家往往以此剧为范本，采用其曲调及场面布置方法。

总之，高明的《琵琶记》是成功的。作者吸取民间文艺的素材，大大提高了它的文艺价值，其成就是：

1.保存了民间文艺的优秀部分，加工创造了为人民所热爱的赵五娘、张广才的形象;

2.创造出蔡伯喈那样一个具有复杂矛盾性格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是很真实的。陈世美是一种典型，王十朋是一种典型，蔡伯喈是另一种典型，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悲剧形象;

3.运用场面变换的技巧，以牛府的富贵生活与蔡家的苦难生活作强烈的对照，深刻暴露阶级矛盾。有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意义，是现实义的;

4.作者运用文学语言的工夫很深，全剧极富抒情性。

《琵琶记》的价值在四大传奇之上。它的生命最长，至今昆曲、川剧及其他地方戏中保存的零出极多。计有(下括号内所标为原剧各出序号)：《称庆》(2)、《规奴》(3)、《南浦嘱别》(5)、《杏园》(10)、《辞朝》(16)、《请郎花烛》(19)、《吃糠》(21)、《赏荷》(22)、《思乡》(24)、《剪发》(25)、《赏秋》(28)、《描容》(29)、《盘夫》(30)、《谏父》(31)、《弥陀寺》(34)、《书馆》(37)、《扫松》(38)。近二十出。全书四十二出，今传唱者尚有一半。在传奇中为选唱最多者(参看《缀白裘》)，惟《长生殿》足以比拟，《牡丹亭》、《桃花扇》皆不如。昆曲中今唱原文。至今湘剧及其他地方戏中亦有全本，惟词句部分采用高明原文，部分再通俗化。

高明尚有《闵子骞单衣记》，今佚，亦是一个宣扬孝道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