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文的“权威选本”。因其兼收古文和辞赋,故称“古文辞”;因其分类编排,故称“类纂”。《古文辞类纂》是中型选本,全书选录先秦至清代七百七十四篇文章,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一类都有小序说明这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每一篇文章都有评点。编选者姚鼐(1732-1815)是清代桐城古文的大师,这部《古文辞类纂》就是体现“桐城义法”的范本。“义法”是桐城祖师方苞所总结的古文秘诀,“义”是指要言之有物,“法”是指要言之有序,什么叫“有物”和“有序”,以及姚鼐归纳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阴柔”等,这些问题就是《古文辞类纂》要通过具体的范例来阐明的。《古文辞类纂》的特色就在于其鲜明的“派性”。选录的重点在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櫆等人的作品,而对魏晋南北朝作家(辞赋除外)及南宋、元代、明初中期的作品一概不予选录,明清两代只选归、方、刘三家。显然,选编者的目的就是体现出“桐城义法”一脉相承的“文统”。客观而论,尽管《古文辞类纂》有这种或那种缺点,但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古文辞类纂》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姚鼐编成此书后,并未刻印,但其弟子竞相传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嘉庆二十五年(1820)首次刊刻时,姚鼐已经去世五年。近代许多名家不但熟读此书,而且有非常精彩的评点。民国年间上海刊行的《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就广泛收集了这些评点。《古文辞类纂》的流行,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也证明桐城派的理论主张有相当的市场。晚清王先谦和黎庶昌分别编有《续古文辞类纂》、民国年间蒋瑞藻编有《新古文辞类纂》,可见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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