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研究著作。十卷。清蒋骥撰。蒋骥(1678?—1745)，字涑塍。武进(今属江苏)人。自幼苦读，学问渊博，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每为时辈所称誉。但老于诸生，困于场屋，与举业无缘，以至疾病缠身而死。《山带阁注楚辞后序》自叙身世颇详。他尽其毕生之力，以穷愁潦倒之身研究楚辞，故会心特多。

此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卷首，包括两篇序言、参考书目、屈原本传、《楚世家》节略，以及五帧地图。第二部分注释屈原作品六卷，自宋玉以下的作品不录。第三部分为《余论》二卷，记录作者的研究心得。第四部分为《说韵》一卷。

卷首内容颇有意义，体现了“知人论世”的精神。作者将屈原所处的时代与屈原的身世遭遇、作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考证了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先后次序，特别是绘制了五帧地图，推定屈原的放逐路线，都有助于人们理解屈原的作品，探索其行踪。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所注即据事实之年月、道路之远近，以定所作之时也。虽穿凿附会所不能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

注释部分，只注屈原的作品，此外一概不收。他将《九歌》的《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小司命》合为一篇，把《招魂》和《大招》都归入屈原名下，以为《招魂》是屈原生而“自祭者”之自招之词，而《大招》则为屈原招怀王之作。不泥旧说，自有见解，精神是好的，然而说《招魂》为原之自招，《大招》也是屈作，则仍待商榷。作者注书自有原则，颇值得称道。他说：“凡注书者，必融会全书，方得古人命意所在。”故他不仅解释字词的音义，且注意层次段落之间的上下联系与字法、章法。如注《离骚》，在“岂余心之可惩”下曰：“民生四句，总承篇首至此之意而结之，以起下文，实一篇之枢纽也。盖始之事君以修能，其遇谗以修姱，其见废而誓死，则法前修，即欲退以相君，亦修初服，固始终一好修也。自此以下，又承往观四荒，而以好修之有合与否，反复设词，而终归于为彭咸之意。”又在《余论》中拈出《离骚》中用“修”字之多，曰：“修字凡十一见，首尾照应，眉目了然，绝非牵强之见。”提纲挈领，抓住了《离骚》的关键词语，引导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在解题释意方面，蒋注时有新意。如释《怀沙》篇名为“寓怀长沙”之意，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即长沙之地，汩罗之所在也”，此说虽本于李陈玉，然经蒋骥加以发挥阐述，影响深远，令楚辞研究者瞩目。近人游国恩赞曰：“蒋氏之论核矣，诚足以破千载之惑!”(《读骚论微初集》)作者不同意旧注所编排的屈赋诸作次序，提出自己的见解，曰：“窃尝以意推之，首《惜诵》，次《离骚》，次《抽思》，次《思美人》，《卜居》，次《大招》，次《哀郢》，次《涉江》，次《渔父》，次《怀沙》，次《招魂》，次《悲回风》，次《惜往日》。”他认为自《惜诵》至《卜居》作于怀王时，其余作于襄王时，“若《九歌》、《天问》、《橘颂》、《远游》，文辞浑然，莫可推诘”，其说可供参考。但他却并未按自己的意思编排，而是“目次则仍其旧，以存疑也”。这种做法既尊重旧本原貌，又提出个人的见解，有利于读者自己比较判断。

《余论》部分“驳正注释之得失，考证典故之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有许多精辟的分析和独到之见。如朱熹反对王逸“摄提”为“摄提格”之说，以为“摄提”是星名，作者一方面同意顾炎武对朱熹的批驳，同时加以补充说：“古人删字就文，往往不拘，如《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时建武十三年’。逸尚未生，已有此号，可知摄提为寅年，其来久矣。”所引材料确凿无疑，朱熹之说更加站不住脚了。又如对“媒理”二字的解释，反对旧注，指出二字同义。谓：“理，媒也。《离骚》‘吾令蹇修以为理’、‘理弱而媒拙’，《抽思》‘理弱而媒不通’，《思美人》‘令薜荔以为理’，皆指行媒之使言。王注为理，谓分理礼意，朱子又云为媒以通词理。五臣注理弱，谓道理弱于少康;朱子亦因之，皆未考而强为之说也。”其论深中肯綮。

篇末《说韵》一卷，《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优点是“引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缺点则是“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以攻顾炎武、毛奇龄说”，“不究同异之曲，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

书中也有望文生义的缺点，如说《九辩》是“九州之物，皆可辩数”，以为《招魂》“卒章云‘魂兮归来哀江南’……哀江，即汨罗之所在……又《长沙湘阴志》云：‘哀江在县南三十五里，正与汩罗相近。’固知其所指，乃言哀江之南。’”这样解释，不仅有害于优美诗句的完整性，而且离题万里，令人费解。

较好的有《四库全书》本，通行的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