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一卷。南宋姜夔撰。姜夔(约1155—约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屡试不第,以诗人清客寄人篱下,终身未仕。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浮湘江,登衡山,冬赴诗人萧德藻之约赴吴兴,卜居苕溪,邻近有白石洞天,因取为号。中年后多居京师临安,往来江、浙、赣、皖之间,从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诸人及大词家辛弃疾游,颇受其人格诗风之熏染。以诗词名世,兼擅文章、书法和金石,而其音乐造诣,更是独步一时。终生布衣,身后萧条。著有《白石道人丛稿》、《白石道人歌曲》、《读书谱》、《集古印谱》等。
姜夔原序称,淳熙丙午(1186)游衡山时,云密峰上一老人授其《诗说》,《诗说》当作于此年前后,为中年时代作品。共三十则。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十大方面:立法度,树妙境,尚自然,倡含蓄,崇意格,辨诗体,重精思,贵独创,主情性,讲涵养。《诗说》末段说明其写作动机云:“《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这说明它既是深入浅出的“作诗入门”,又为“能诗者”分析诗歌艺术。
姜夔《诗说》的理论要点是:一、受江西诗派影响,提倡诗法,但又不同于江西派,不为诗法所限,而贵独创之“悟”。如云:“守法度曰诗。”又云:“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与黄庭坚、吕本中之论合。但他比江西诗人更进一层,同时又提倡诗“悟”,认为“只求工于字句,亦末矣”。所以又说:“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启示诗人的思维自觉及其独创精神,须在字句、法度之外去领悟诗歌妙境。二、提倡“思”与“学”的统一,要求由“涵养”以致“精思”。这里涉及艺术构思及创作前的准备。他说:“诗之不精,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所谓“精思”,不仅指具体的创作构思及诗人脑海中的艺术意象等,而且兼指长期的生活积累和思想酝酿的过程,其中包括了诗人思想修养的培养锻炼等。而“精思”正来自于平素的“涵养”功夫,故云:“思有窒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由此可见,其诗“悟”之境,由积学精思而致,并非虚浮无根之谈。当然,作为封建士人,姜夔所谓“涵养”,又与儒家传统诗教的“止乎礼义”相合拍,故云:“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传统思想局限也明显可见。三、在诗歌妙境的创造方面,提出“四种高妙”的主张,云:“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这些话貌以玄虚,但却切合诗歌实际,颇具艺术辩证因素,它具体描绘了诗歌形象思维的某些特征。他阐发说:“碍而实通,曰理高妙”,提倡诗人理趣,而否定道学先生的纯作理语,诗有理,但看艺术表现如何,理语为“碍”,而涉趣则“通”,所论高人一筹。“出自意外,曰意高妙”,说的是诗人构思立意,想落天外,出入意表,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这里从诗歌的艺术想象和丰富联想着眼。诗人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常能透过生活迷雾,寻幽探微,究其本源,以诗歌形象来揭示生活的本质精神。“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是从意境的艺术表现立论,要求拒绝一切故作雕琢的人工斧凿,精思之后,灵感之来,如天机骏利,浑然天成,而见清新自然之妙。合而论之,《诗说》的四种“高妙”诗境,共通的实质在于精思独造,天然自得,反对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以雕琢为诗,强调辞约旨远,重在辞意俱有不尽之余味的清空境界的创造。当然,舍现实内容而重在艺术创造,理论上则容易导致片面性。
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诗说》占有一席之位。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此书论诗,脱尽恒蹊,在当时诗话中,亦确能独树一帜,于江西诗论披靡一世之后,《沧浪诗话》尚未流行以前,欲于诗话中窥当时诗论转变之迹者,当推此书矣。”在批评江西诗派及论诗悟、意境等方面,直接启发了严羽《沧浪诗话》,对后世王士禛的“神韵说”,也有一定影响。但白石所论,比较切近实际,较多创作甘苦之言,而非如“神韵说”者之空疏,故又为后世性灵派所取。在宋诗话中,有人把它与《岁寒堂诗话》、《沧浪诗话》誉为鼎足而三的“金绳宝筏”(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又有人把它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并称为骚坛的“风雅指南”(鲍廷博《麓堂诗话跋》)。
除附刻于作者诗词集后外,丛书多收录,如《学海类编》《历代诗话》《谈艺珠丛》《诗法萃编》、《榆园丛刻》、《艺圃搜奇》诸本。今通行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郑文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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