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论著。明何良俊撰。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居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时贡生,曾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后因仕途屡不得意,遂辞去官职,专心归隐著述。自称与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因名所居曰“四友斋”。《明史》称其“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他亦自称“藏书四万卷,涉猎殆遍”,在明代学者中,其博学多闻,仅在杨慎、胡应麟、王世贞诸人之后。在诗、文、书、画艺术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对戏曲艺术也有精深的研究。著有《柘湖集》、《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
《曲说》即《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词曲部》。全书篇幅虽短,但内容精赅。在戏曲创作上,何氏推崇“言情”之作,尝言:“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但何良俊的“言情”,又并不是那种“调脂弄粉”者,《曲说》评《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旅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认为“岂作调脂弄粉者可得窥其堂庑哉!”据此,何良俊对《西厢记》也颇有微词,认为《西厢》“全带脂粉”、“始终不出一‘情’字”,因而“意之重复,语之芜类。”《曲说》最有价值的理论思想是“本色论”,他评曰:“《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又评《倩女离魂》曰:“清丽流便,语入本色”,评《丝竹芙蓉亭》“通篇皆本色,词殊简淡可喜”,评《虎头牌》“情真语切,正当行家”。所谓“简淡”、“情真”,即是何氏所谓“本色”的两个首要特征;除此之外,“本色”者还须有“意趣”、“蒜酪”,他评《琵琶记》云:“高则诚才藻富丽,如《琵琶记》‘长空万里’,是一篇好赋,岂词曲能尽之,然既谓之曲,须要有蒜酪,而此全无,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所欠者,风味耳。”在这里,何良俊认为高则诚以赋法作词曲,专弄学问,而缺少“风味”,这也非“本色语”。因而词“简淡”,情“真切”,再加上有意趣之“风味”,便是《曲说》之所谓“本色”的基本内涵。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曲说》的作家作品评论也较有特色,其中主要的有关于《西厢》、《琵琶》和《拜月亭》的评论及对“元曲四大家”的评价问题。关于前者,《曲说》认为,《西厢》《琵琶》固然是好的戏曲作品,但均是“本色语少”,而《拜月亭》在这一点上则优于《西厢》和《琵琶》。何良俊对《琵琶记》的批评更多,而对《西厢》,虽然本着提倡“本色”的主张而批评其“带脂粉”之气,但在具体分析中则亦称其“妙处亦何可掩”,并高度赞扬了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关于《西厢》、《拜月亭》、《琵琶记》三者的孰优孰劣,在明中叶曾引起了一场争论,《曲说》较早地涉及了这一问题,因而在后来引起了颇多争议。关于“元曲四大家”,《曲说》曰:“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藉,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这个观点在戏曲批评史上也较独特。在文辞与音律的关系上,何良俊提出“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协”,非常强调音律的重要性,开沈璟曲学之先声。
1912年上海国粹学报社印行邓实所编《古学汇刊》,其中摘录《四友斋丛说》之“词曲”部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部分,辑为《何元郎徐阳初曲论》,1940年任二北编《新曲苑》,抽出何氏部分,独称为《四友斋曲说》。1959年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题为《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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