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

宋词鉴赏·《宋代都市经济的繁荣》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

建国之初，宋太祖和宋太宗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并吞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几个小国，使自晚唐五代以来饱受战争危害的国家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造成的威胁，宋代自建国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有宋一代军队缺乏战斗力，对外作战一直处于卑弱屈辱的境地，在辽、西夏、女真的军事威胁下，只有割地、撤防、求和、赔款，南宋时期，更是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河山。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宋代是一个较为屈辱的时代。

但是，宋代的经济又是很发达的，尤其是商业经济甚至较唐代更为发达，作为商业都会的大城市，也较唐代更为繁荣。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的记载，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都非常繁华，到处是茶楼酒肆、店铺商号、歌馆妓院、牙行米市，还有许多供各色艺人表演和群众游艺的勾栏瓦肆。

宋代对文人待遇的优厚，使得宋代的文学艺术非常发达，诗歌散文的创作都达到了与唐代分庭抗礼的高度。代表唐、宋散文最高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有六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的宋诗，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唐诗之外别出蹊径，终获成功，并对后代产生了与唐诗同样巨大的影响。

宋代的统治者对歌舞音乐的喜爱比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畸形的都市经济繁荣和对文人的优厚政策又给音乐舞蹈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

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中、晚唐的教训和自己代后周自立的经验，马上以“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敬等人的兵权，同时告诉石守敬等人，要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此后，这几乎成为宋代许多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生活方式。《翰府名谈》载寇准诗说：“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艳歌。”寇准一代名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所以，宋代的伎乐之盛，超过了唐代。

南宋王朝，在女真族的侵略之下，失掉了半壁河山，寄居于江南一隅，但是它统治下的大都市却仍然是异常繁华，处处笙歌嘹亮，一片升平景象。北宋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一词中描写杭州(钱塘)的豪奢繁华景象说：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种情况，在南宋时期并未稍减。林升《题临安邸》诗描写的就是南宋都城临安(杭州)一片歌舞升平的情景：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都城以外，一些大城市如洛阳、扬州、成都等地，也是异常繁华，一片笙歌。宋田况曾知成都府，他写了一组《成都遨乐诗》，其中《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说：

浣花溪上春风后，节物正宜行乐时。

十里绮罗青盖密，万家歌吹绿杨垂。

画船叠鼓临芳溆，采阁凌波泛羽卮。

霞锦渐曛归棹促，满城欢醉待旌旗。

统治阶级纵情声色犬马的享受，过着日日游宴、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生活，工商业的日益发达，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扩大，因此整个社会对文化娱乐，尤其是对音乐歌舞、戏曲百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箫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晏殊《清平乐》);“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晏殊《玉楼春》);“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描述了北宋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文及翁《贺新凉》)，则更道出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醉生梦死不思收复失地的卑弱与腐朽。在这个社会中，歌与舞已成为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社会现实，大大增加了对乐舞表演的需求，也就增加了对作为宋代表演主流的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