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华气功·历史发展

传统文化·中华气功·历史发展

气功的发生和发展同中华文明的发生和发展是相依共存的。因此，很难将气功学的发展史同中华古文明的发展史截然斩断割裂。例如，古伦理学——孔门儒学的核心，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和修养的协调;法家也研究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道家也在研究人，研究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三种学说的观点都强调协调、整体，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每种学说所侧重的范围却不相同。孔门伦理学着眼于将人作为一个系统;法家将社会作为大系统，人作为其中的子系统;道家则把系统扩大到大自然。对气功学而言，气功训练强调的是三个系统总和的协调。因此，从儒、法、道三家，我们都能看到气功学理论模式的影子，但并非气功学本身。儒、法、道诸家哲学为气功发展提供了极可贵的营养，反过来，先秦诸子也从人体生命最可贵的实践——气功中提炼出各自需要的哲学精髓。但气功学的内涵远非各家之说的简单总和所能概括。例如，以研究人自身的思想、行为著称的儒家学说，其修养的目的旨在控制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这只是气功学中所包含的“识神”部分。虽然，气功学也研究“识神”的规律，但气功锻炼的最终目的是恢复人的先天“元神”——自我控制功能，继而充分发挥其潜力。概言之，如果先秦诸子的学说如同色调斑斓的彩布，那么，气功学就是一袭五彩缤纷的霓裳羽衣。虽然它的色彩来自各种布料，但由于“裁缝”们的巧夺天工，便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美。

当然，诸子百家并非中华气功的源头，《易经》才是公认的气功学祖典。虽然，周文王发展了周易，但在此前，早已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存在了。《三字经》说：“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即指此。夏商二易虽已佚，但从残存文献的蛛丝马迹中可知亦系演八卦之作。当然，八卦的作者却是远早于他们的伏羲。

传说中的伏羲约生于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南、山东一带，相传，河南淮阳即为“太皋之丘”，而太皋与伏羲向来被当作同一个人的名号。八卦的创作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周易》原是卜筮之书，但却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孔子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将顺性命之理以立天道。”他还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就是说，《易经》是作者通过对宇宙万物乃至人体生命的观察来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著作。由于《周易》深刻揭示了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以及观物取象的原理，因此，历代医家均奉为圭臬。明朝名医张景岳说：“《易》者，医之理，医得《易》之用，”“《易》之变化参乎医，医之运用赞乎《易》。”意思是说《易经》所总结的万物变化的规律部分是从医学中来，医学的实践结果反过来又证明《易经》道理的正确。由于《易经》对中医发展有非常深刻的指导作用，因此，唐初大医家孙思邈更直接了当地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也就是说，《易经》应该是中医的必修课。当然，《周易》更是历代气功大家所推崇备至的经典。号称丹经之王的《周易参同契》为气功内丹学派最主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作者魏伯阳以《周易》为指导，以练功实践为基础，并以其所掌握的丰富的化学知识(炼丹术)作类比，总结了内丹学派的练功规律。宋代朱熹考证说：“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以《周易参同契》作书名，就是与《周易》理通义合的意思。

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室衰落，诸侯争霸乃至兼并，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逞其说，使中华气功学的理论水平得到升华。“坐忘”、“导引”、“养生”、“吐纳”、“全形”等气功实践活动的普遍开展与理论水平的提高，将中华气功学推向了新的高峰。战国时期镌刻的《行气》玉铭是气功学文献不可多得的珍品，其45字铭文说明那时气功修持已达到高深的境界。最值得称道的是，虽然此阶段气功的理论和实践已达到精妙程度，但是毫无宗教迷信色彩，为气功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秦的建立，造成了中华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稍后的项羽纵火咸阳，给中华古文明造成了重大创伤。前者烧尽了民间藏书，后者连秦宫藏书也都付之一炬。幸好马王堆汉墓为我们保存了10万余字的竹简帛书，这批秦火余烬中的《导引图》、《养生方》、《却谷食气》、《德道经》、《周易》等，对气功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就学术活跃程度而言，秦、汉远不及春秋、战国。秦始皇自不待言，汉高祖轻视文化，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故文化禁锢日重。《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此时，但实系集先秦医学之大成的经典著作。它既是中华医学的圣经，也是中华气功学的宝典。

《黄帝内经》用形气学说阐发病理病因，说明致病因子的物质性。同时也用形气学说解释许多自然现象乃至天体演变、宇宙结构问题。从形气学说出发，《内经》还探讨了世界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鬼神”创造的，结论是：“道无鬼神，独来独往。”表现出强烈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内经》还将自然现象、人的生理现象、精神活动都统一于共同的物质基础，阐明了气功养生原则，论证了精、气、神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完善了气功学的理论基础。

除《黄帝内经》外，秦、汉时期缺少气功力作。《淮南鸿烈》中虽有杰作，但就总体而言，更多的是平庸之说。汉末，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继承《周易》、《老子》、《内经》的优良传统，迷信色彩极少，学术水准远高于同时代的道教经典《太平青领经》，为历代气功名著之佼佼者。

两晋时期，社会动荡，佛、道二教兴起。佛教虽东渐于汉明帝，但到此阶段才完成“中国化”进程，为民众所接受。佛教东渐，客观上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把印度气功(瑜珈)的精华介绍到中国来。东汉末年产生的原始道教在此阶段已摆脱了太平经时期的幼稚状态。《黄庭经》(图277)、《抱朴子》、《养性延命录》的相继问世，对后世气功研究有一定影响，但就深度而言，远不及《参同契》，且迷信色彩浓重。

与此相反，气功养生学派却取得很好成绩。隋代大业中(公元610)，太医令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发表，书中有辨证施功导引方法278条共213法。从中不难看出，在隋代，气功已成为临床通用的治疗方法之一，而且已经从民间进入皇宫。随后，唐代大医家孙思邈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介绍诸多实用气功养生法，为中华气功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如果说，佛教鼎盛于两晋、隋、唐，那么，残唐、五代后，佛教已经日薄西山，两宋以后则日渐没落。故就气功学而言，佛家气功既缺智��(隋)务实之气功佳作，也少见惠能(唐)之颖悟透彻的理性灼见。教外别传的密宗主张“即身成佛”，兼重心、身双修，但在汉地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归于沉寂。相形之下，道教自唐代以来，却逐渐完善其宗教理论，因此入宋以后的一段时期，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宋徽宗迷信道教，自称道教皇帝，然好景不常。随着宋徽宗、宋钦宗的被俘，北宋王朝覆灭，道教威信一落千丈。道家有识之士前此已痛感“道家之学，杂而多端”，早萌改弦更张之志。以陈抟为先导，张伯端集其大成，并著《悟真篇》行世，倡导炼养，推崇《参同契》，完成了道教改革的理论准备。王重阳秉陈、张之学说，摒除“服食”、“符箓”诸派之弊端，独倡“摒除幻妄、独全其真”，一反旧道教中烧香磕头、祈祷鬼神、瞻星礼斗、画符念咒之积习。这次改革，从气功的角度看，颇为成功。正如《遗山集·紫徽观礼》所说，王重阳的全真派“本于渊静之说而无黄冠禳桧之妄;参以禅定之习而无头陀缚绊之苦……。”明代王世贞在《跋 王重阳碑》中说：“其说颇类禅而稍粗，独可破服金石、事铅汞之误人与符箓之怪诞”。全真内丹术的研究，不仅对破除世俗迷信有重要意义，而且使气功学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高一大步。

与佛教的没落、道教的由盛转衰相比，宋代新儒学风起云涌，在思想界取前者而代之，故著述之丰也大大超出佛、道二家。其中与气功有关的论述也很可观。虽然，其代表人物如邵雍、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均为静坐实践家，但并无“儒家气功”传世。直至明末，方有王阳明(图278)、高攀龙倡导静坐之具体方法传世。儒门功法出于 佛、道二门，并无独创，这一点，儒门人士也直言不讳。但其历史功绩却是显而易见的，即盛唐以后、南宋以前宗教独家垄断气功学术的局面从此不复存在。医学界竞相采用气功作为治疗手段就是明证。

《圣济总录》为北宋后期医学名著，山官方组织名医编纂而成，内中专列“导引”、“服气”两部，记载历代气功文献甚详。南宋蒲虔贯、张锐，著名的金元四大医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都将气功作为医疗常规方法之一列入各自著作。

如果说宋、金、元时期已经出现医学气功走向普及的趋势，那么，明、清两朝实用气功的研究更呈如火如荼之势。几乎没有一位名医不被卷入的。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张景岳，针灸大师杨继洲，眼科专家王肯堂、傅仁宇，养生专家曹元白、沈嘉树、陈继儒，痨病专家龚居中，温病学派创始人叶天士和吴鞠通，都成为医用气功的热心推动者和实践者。

医用气功的开创并非始于明、清，两千多年前的医中圣典《内经》早已阐明气功治病方法的原理、意义。历代医家多兼修气功。医圣张仲景本人就是气功专家，一代神医华佗更是脍炙人口的五禽戏创编者之一。名医陶弘景、孙思邈在气功上也都各有建树。但就普及程度和规模而言，远不如明、清时的声势。

随着练功的普遍，练功出偏时有发生，医学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清代张璐认为出偏的原因是“良由役心太甚，神心舍空，痰火乘凌所致”，症状是：壮火飞腾，头面赤热，隔塞心忡，喘逆蒸汗而成上脱之候;并有阴气消亡，强阳不制，精髓不固，二便引急而成下脱之候。他建议必要时可辨证施用中药，如黄芪建中汤、天王补心丹调理。用中药纠偏至今仍不失为 一种有效手段。

自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派以来，丹道气功理论和实践皆有创新，人才辈出。但明、清两朝少有佳作。《性命圭旨》和《伍柳仙踪》为其中佼佼者，二书皆力图综佛、道二家气功之长，而避其所短。从气功普及角度看，前者优于后者，从学术角度看，后者似较前者深刻、系统。晚清以来，随着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气功学在封建迷信、洋奴哲学的双重摧残下，渐趋衰落。民国初年虽有《大成捷要》一书编集出版，然内容庞杂、整理紊乱，且引入许多荒诞不实的宗教迷信内容。书中所集功法虽多属丹功范围，但可以看出，作者并未亲自实践过，因而所摘内容良莠不分，成为一大缺陷。作为气功著作，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不失为民初优秀代表。蒋氏身体力行，经验颇丰，且所著语言通俗，简单易行，故甚受广大读者欢迎。虽然与蒋氏同期尚有无数气功资料出版，然可观者甚为稀少。气功作为一门学术，同其他国粹一样，在这一时期已经是“气息奄奄，日落西山”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气功得到了挽救，气功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