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棋艺博戏·围棋

传统文化·棋艺博戏·围棋

围棋是中国传统的棋艺博戏形式之一。围棋在古时称为“弈”，围棋的棋盘古时称为“局”。围棋的用具(图281)由棋盘和棋子组成。棋盘由纵横各19条直线交叉构成一幅坐标图，图中共有361个交叉点;其中有9个带有明显黑点标志的交叉点叫作“星”，“星”在棋盘的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 上、右下及中心位置各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星叫作“天元”。(图281)围棋盘面的坐标与中国古代易学中的洛书有相似之处(图282)，加上361个交叉点，8个方位星，周边72个交叉点，都与古代天文地理中360周天、八卦、72候相应，可见围棋的棋盘蕴含着古代的天文地理观念。围棋的棋子为扁圆形，上凸下平，分黑白两色，象征着阴阳。黑子181个，白子180个，共361个。

围棋棋盘的规模在中国古代经历过变化。据三国时期魏国邯郸淳的《艺经》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南北朝北周甄鸾的《孙子算经》上说：“今有棋局方一十九道”。1954年曾在河北望都汉墓出土东汉时期17道石棋盘。一般认为古时棋盘道数有一个从少到多的演变过程，19道棋盘是在南北朝以后通行起来的。但是1971年在湖南湘阴唐墓出上的棋盘却是15道，1974年在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的仕女图中的围棋盘是17道。这表明在南北朝以后直至唐代，围棋棋盘的道数并不 一定是19道，因此目前也有人认为在汉代以前15、17、19道棋盘是并存的，但这种观点尚未得到考古方面的实物证据。

围棋的基本规则是：在交叉点上落子，落子后不得移动;执黑子者先下一子，随后白方落子、双方交替，直至终局(古时弈棋事先在四个角的星位交叉放置两黑、两白子，称为“座子”，象征阴阳两气起始均衡：近代为提高竞技和丰富定式、战术的变化而取消此例)。一个棋子其紧邻的交叉点中的空点称为该棋子的“气”，若紧邻点为已方棋子，则构成一个共同体，在计算“气”数时作一整体考虑。无“气”的棋子，称为“死棋”，要从棋盘中拿掉。棋盘上任意一点，若某方落子使己方的棋子成为无“气”，但又不能吃掉对方棋子的。称为“禁着点”。一块棋子中有两个对方的“禁着点”，则成为一块“活棋”。活棋中有 一特例，那双方被围的棋子都没有两个对方的“禁着点”(术语上称两只“眼”)，但又形成互相吃不掉的局面，称为“双活”。一方落子吃掉对方一子，对方又在被提子的交叉点上落子再回吃的现象，称为“劫”，遇“劫”一方必须在其他地方至少下一子后，才能继续打“劫”，终局时以黑白方各占据盘上交叉点的多少决定胜负，黑胜需要占184个交叉点以上，白胜需占据178个交叉点以上(因黑子先行，故须加上先行的优势)，数黑白任一方子即可判定胜负。

奕棋过程可分为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布局是双方各自在边角地带建立根据地、准备在中腹与对方争夺地域的先期布阵。千百年来奕棋者在边角地带的布局中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棋型，称为“定式”。定式是一方阵形的筋骨和布局的关键，它关系到中盘形势的发展。中盘是双方完成边角定式布局之后展开的对抗战，双方以各种策略、战术争夺中腹地域，以尽可能少的子数围住尽可能多的交叉点，或尽量围吃对方的棋子。此阶段以控制大地域为主。收官是一盘棋的收尾阶段，双方在中盘大致围定各自的地域之后，在交错接壤之处互相侵分所剩的交叉点。在这一阶段，区别轻重缓急而顺序落子至为重要，掌握“先手”(即落子后对方必跟着采取手段应付)，往往攸关全局胜负(图283)。

围棋产生于何时，至今没有定论。发现最早记录围棋起源的文献是战国时期的《世本》，其中写道：“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同期著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提到了围棋：“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宁喜许之。大叔文子闻之，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 必不免矣。’”文子用下围棋来比喻迎立国君，表明围棋在卫国宫廷和卿大夫当中，已是很熟悉的东西。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载：“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世本》和《博物志》中“尧造围棋”的说法只是一种传说。实际上围棋不可能是由哪一个人在某一天里创造的，而应当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无数人的智慧积淀形成了雏形，再经过很多人长时间的加工才完善起来的。长期以来，许多人从围棋蕴含的文化意义探究其起源，或说源于上古战争的双方布阵和用兵策略，或说源于古人演示天象地理，但都未解决围棋起源的年代问题。近年有人从古老的《易经》、河图洛书、阴阳八卦探索其奥秘，认为围棋是结绳记事时代文化的幸存者，将其起源年代上溯至石器时代。目前较通行的观点认为围棋产生于殷商时代，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可能性较大。

从春秋战国之交到汉末三国，历史上留下了有关围棋的记载逐渐增多，现代考古也将有关围棋的历史文物不断发掘出来，展现了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800年间围棋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期的孟子所提到的弈秋，是现今所知的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名字的棋手。两汉时期的围棋爱好者有汉景帝的儿子刘去、汉宣帝刘询，以及班固、马融、李尤、黄宪等著名的学者文人。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和他宠爱的戚夫人也是围棋爱好者。书中还谈到了汉代名手杜夫子：“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或讥其费目。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氏认为围棋的道理有补于圣人的教化，这是对围棋功能的最早论述。

东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专门探讨围棋理论的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是桓谭(约前23～后56)的《新论》和班固(32～92)的《弈旨》。《新论》中说：“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及为之上者，远棋疏张，置以会围，因而成多，得道之胜。中者，则务相绝遮要，以争便求利，故胜负狐疑，须计数而定。下者，则守边隅，趋作罫，以自生于小地，然亦必下如。”桓谭不仅把围棋的技法和兵法连类比喻，而且指出了对局时上者、中者、下者在棋理上的高低。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出围棋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棋艺形式。《新论》之后，涉及围棋理论的著作相继出现。东汉后期，著名经学家马融(76～166)著有《围棋赋》。赋的开篇赞叹道：“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随后总结了“先据四道兮，保角依傍，缘边遮列兮，往往相望”等具体的围棋技法。“建安七子”之一的应场在《弈势》中提到韩信、周亚夫等名将和昆阳、官渡等著名战役，用来比拟棋力的高下。桓帝时享有盛誉的黄宪，在其所著《机论》中说：“弈之机，虚实而已”。据考证为东汉末成书的《尹文子》中谈到“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却收放，在我者也。”其中的“进退取与，攻却收放”是直接讲围棋的战略战术，也明确提出了“在我”即争取“先手”主动权的问题。

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班固也是一位围棋理论家，所著《弈旨》是一篇系统论述围棋意义和作用的著作。《弈旨》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其中用阴阳、天文、地则、王政等自然和社会变化的哲理，对围棋作了全面的阐述和充分的肯定。《弈旨》表述了当时的围棋观，是论弈的权威性著作，被千百年来的弈者奉作经典。

三国时期，弈棋者显著增多。魏国的创建者曹操经常下棋，棋艺水平和冯翊地区的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名手旗鼓相当。在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的周围有一批文学名士，其中如王粲、应玚、孔融，以及著《艺经》的邯郸淳都是围棋爱好者。孔融全家被抄没时，他的两个小儿子正在下围棋。蜀国的大将军费祎奉命出征，在“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之中还从容地和大夫下围棋。吴国的创建者孙策和大将吕范在弈棋时议论军情，大将陆逊“与诸将弈棋射戏”。据《抱朴子》和《吴录》记载，吴国的严子卿、马绥明号称“棋圣”，严子卿的围棋，皇象的书法、赵达的数理等共有8人技艺超群，当时号称吴中“八绝”。

在围棋相当盛行的吴国，出现了历史上第 一篇系统反对围棋的文章《博弈论》。此论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的太子孙和命韦昭撰写的。当时吴国宫廷盛行围棋，孙和持否定的态度，“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于是中庶子韦昭写出了《博弈论》，从“君子”应当立功显名和下围棋“无益于用”两个方面来展开议论，文中批评人们“废弃事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的嗜棋倾向，指出“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透露了当时围棋盛行的情况。《博弈论》以孔孟之学为标准非难围棋：“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认为围棋的技艺不合乎儒家的忠信仁义之旨。

两晋是围棋兴盛的时代，形成了围棋史上第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南朝梁的沈约在《棋品序》中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生动地说明了两晋围棋活动盛于汉魏的状况。

西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炎是有名的围棋爱好者。据《晋书·杜预传》载，武帝司马炎和中书令张华正在下围棋时，接到了镇南大将军杜预请求伐吴的表章，张华把棋盘推到一边，支持杜预的建议，司马炎立即认可，在棋枰前下达了伐吴的命令。王戎是魏晋时期的名士，《晋书》说他“性至孝”，母亲去世后，“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弈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阮籍也是当时的名士，据说当其母去世时，他“正与人围棋”。《晋书·贾充传》还说，惠帝皇后贾后的外侄贾谧出入宫禁，“常与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在座”。皇帝、太子、亲王、外戚、管理机要的大臣、将军、名士等都喜欢下围棋，足见西晋初年宫廷内外盛行围棋的情景。

两晋时期，围棋在一些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也流传开来。鲜卑族统治的前燕有个围棋名手叫罗腾，“工围棋，究尽其妙，独步当时”。此时围棋还传播到西域诸国，甚至印度。

东晋时期，豪门士族占有特殊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带头喜好围棋，推动了围棋在当时的盛行。当时著名的豪族王导、谢安等就是代表。

王导(276～339)一家都喜爱围棋，据《晋书·王导传》记载，王导尝与儿子王悦“弈棋争道”;王导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为中兴第一”。谢安(320～385)早年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相友善，又和王坦之及僧人支道林关系密切。王坦之和支道林都爱好围棋，王称围棋为“手谈”，支称围棋为“坐隐”。谢安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带领百万大军到达淮淝，东晋震动，人心恐惧。谢安在作出对敌部署的前后，从容镇定地约集亲朋好友到乡间别墅闲游，还与谢玄下围棋赌别墅。棋艺水平本来较低的谢安，反而赢了棋高一着而心神不定的谢玄。以后到战役胜利、捷报传来的时候，谢安正和客人下围棋，谢安看完捷报后不露声色，继续下棋。当下完棋后过门坎时，因为高兴，不觉得把木板鞋的钉齿也撞断了。

当时除王、谢世家以外，还有不少人喜爱围棋。如王坦之、支道林、羊昙、祖纳、江彪、袁羌、卢循等，都爱好围棋。祖纳是“闻鸡起舞”、誓欲收复中原的祖逖之兄，《晋书》说他“好弈棋”。祖纳说自己爱棋的原因是“我亦忘忧耳”。后来南宋时的著名棋谱《忘忧清乐集》中的“忘忧”二字，就来源于此。据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王导作丞相时曾召陈留少年江彪下棋，江彪以后当了尚书左仆射，他的棋艺和王恬同为第一品。袁羌在建康(今南京)与人对局时，殷仲堪问他《易经》的义理，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卢循“善草隶弈棋之艺”，他曾当过广州刺史，大约当时广东一带也有了围棋活动。

东晋以后，中国继续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史称“南北朝”。在这段时期内，围棋盛况空前。两晋以来，汉族人民大量南迁，江南迅速开发;北方也逐渐安定，南北方的经济都有新的发展，给围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围棋在当时被人们当作格调高尚的“雅戏”。

南北朝的皇帝中有不少人对围棋有很深的癖爱。南朝宋文帝刘义隆酷爱围棋，他不仅在宫廷内下棋，而且派遣著名棋手褚思庄到外郡对局，制成棋谱后回来复局;他又和羊玄保赌棋，羊取胜后被任命为宣城太守;他还以围棋作赠品，赐给臣下何承天。宋明帝刘或棋艺甚差，“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以为第三品”，并常与当时第一品王抗赌戏，“好之愈笃”。齐高帝萧道成下围棋时“累局不倦”。梁简文帝萧纲“著《棋品》五卷”，并在围棋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品棋”制度。

“品棋”就是评定棋艺、确定棋艺水平的高低。南朝曾先后“品棋”3次。第一次是在齐武帝萧赜时。《南史·萧惠基传》说：“永明(483～493)中，敕使抗(王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这次品棋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没有详细的记载。第二次是在梁武帝天监(502～519)年间。《梁书·柳恽传》说：“恽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南史·柳元景传》说：“梁武帝好弈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这次品棋是通过品定棋谱来实现的。第三次是在大同(535～545)末年。《南史·陆晓慧传》说：“大同末，(陆)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这次是对过去已定的棋品作了校定工作。从第一次“品棋”到第三次“校定棋品”，相隔约半个世纪。所谓“格”和“棋品”，都是指围棋技艺的等级。当时的围棋等级是效法曹魏以来职官胥吏的“九品中正制”，由高到低分为九品。曹魏邯郸淳的《艺经》和北宋张拟的《棋经十三篇》讲到九品时，对其中的每一品都给了一个专名：“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棋经十三篇》还说：“九品之外，不可胜计，未能入格，今不复云。”从有等级的“登格者”达278人来看，当时经过品定而没有登格的人以及“未能入格”而没有品定资格的人，一定还有一大批。这充分说明了南朝围棋风行的盛况。

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也有围棋高手。北魏孝文帝元宏曾派李彪到南齐通使，随行人员中有个范宁儿，通使期间与“江南上品”王抗对弈，结果取胜。北齐王子冲，“善棋通神”，和“画圣”杨子华号为“二绝”。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期间出现了专门的围棋机构。据《南史·王谌传》记载：“(南朝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宋明帝设立的“围棋州邑”，不是指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而是主管围棋活动的专业机构，其任务是职掌会棋者的选举、推荐，棋谱的搜集、整理，这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围棋机构。

隋、唐时代，围棋在宫廷和士大夫中间继续流行，并随着文化的输出而传往朝鲜、日本等地。《旧唐书·裴寂传》中记载，唐高祖李渊在山西太原时经常下围棋，“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初唐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王勃也喜爱围棋，据说他聪明过人，每下4 子可成诗1首。至开元、天宝(713～755)年间，许多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都与围棋有关，足见围棋在当时流行的盛况。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有一次唐玄宗和大臣哥舒翰下棋，杨贵妃带着一只西域康居国送来的狮子狗在一旁观战，她看出唐玄宗就要输掉几子，于是马上让小狗把棋局搅乱，玄宗因此非常高兴。张说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曾奉命修撰国史。一次玄宗和张说一起看下围棋，召来一个7岁儿童李泌，要他赋方圆动静以试其聪明。张说以围棋为例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立即回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玄宗惊为神童。当时著名的高僧一行曾在张说的住宅里观看棋待诏王积薪下棋，一行本不会下棋，看完一局后，棋艺竟然达到王积薪那样的水平，还对张说讲：“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皆为国手。”

唐代建立了棋待诏制度，开始由官方设置专业棋手，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围棋事业的发展。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朝宫廷的“万林内教坊”设有博士18人，其中经学5人，史子集缀文3人，楷书2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算书、棋各1人，其任务是“掌教宫人”。又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中书省”下的“翰林院”设有待诏，以备皇帝召用，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弈”。“棋博士”和“棋待诏”都是专业棋手。棋待诏要随时听候皇帝的召见，直接接受皇帝的检查。棋博上教宫人下棋的情况，也会间接受皇帝的检查。这就要求棋博士和棋待诏搜集古代和当代的对局谱、理论著作，并且刻苦钻研，提高理论和实践水平。王积薪是唐玄宗时最著名的棋待诏，他著有《棋诀》3卷、《金谷园九局图》1卷、《凤池图》1卷，可惜这些书都已失传。王积薪的棋艺水平非常高超，他经常和唐玄宗、张说等名流下棋，在当时的名气很大。除王积薪外，中、晚唐时期的王叔文、顾师言、滑能等人，也都是唐代著名的棋待诏。

唐朝的围棋理论除著名棋手所留著作外，还有广为流传的《围棋十诀》，它的作者现已无从稽考，内容精辟，简洁易记，对普及围棋技艺理论意义重大。《围棋十诀》说：“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救大，逢名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概括了奕棋战略、战术以及棋手应具备的心理素养，被以后棋手奉为金科玉律。

北宋和南宋时代继续实行棋待诏制度。当时最著名的棋待诏是刘仲甫和李逸民。

刘仲甫(生卒年不详)，字甫之，江南人。据宋代何薳《春渚纪闻》记载，北宋绍圣(1094～1098)初年，在当时士大夫中颇有名气的围棋高手祝不疑到了京师，“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集，刘仲甫在焉。”可见当时刘仲甫已成国手。他在考棋待诏之前，为了检验自己的棋艺，到了北宋的大都会钱塘(今杭州)，先了解当地高手对局的情况，然后悬出“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的旗帜，和当地众多高手对局，十多天连连获胜，最后他又对各盘对局作了深刻分析，使当地高手们信服他棋艺的高超。《忘忧清乐集》中有刘仲甫的3局对局谱。一局题为《成都府四仙子图》，是当时名手杨中和、孙侁、王珏和刘仲甫下的联棋，这是中国最早的联棋记录;一局题为《遇仙图》，传说是刘仲甫遇骊山媪弈棋局面图，实际上可能是刘和某人对局的记录;一局题为《长生图》，是刘仲甫饶王珏黑先的一局棋。这几局对谱代表了当时的棋艺水平。刘仲甫著有《棋诀》1篇，分为布置、侵凌、用战、取舍4大段，认为“布置棋之先务，如兵之先阵而后敌也。”并提出“应援相接”、“慎守封疆”、“以实击虚”、“弃子取势”等战术原则。《棋诀》比刘仲甫所熟悉的《棋经十三篇》晚出四、五十年。与《棋经十三篇》相比较，《棋诀》的篇幅和内容都更为简略，但其中一些论述有独到之处。

北宋棋待诏的选拔，实行“荐补”和“补试”的办法，就是说要经过推荐或考试、或推荐与考试同时使用的办法。北宋时在汴梁(今河南开封)、钱塘等大城市有“棋会”，棋艺爱好者可以自由到场参观对局。

南宋初期，棋待诏李逸民在汇集以往和当时的棋艺理论著作与棋谱的基础上重新编订《忘忧清乐集》一书。书中收录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张靖的《论棋诀要杂说》;②《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图284)等古谱3局;③当代国手孙侁、郭范、李百祥、刘仲甫、王珏、晋士明、朱逸民等的对局谱10局;④传说晋代王质入山采樵遇神仙弈棋的对局谱《烂何图》和唐代王积薪的《一子解两征图》;⑤空花角图、立仁角图、背绰角图等局部的棋势，其中最多的一种有35变;⑥以平上去入四字定角和从一至十的顺位计数的识图法;⑦有名称的死活棋势，如高祖解荥阳势、二将破关势、幽玄势等37个。本书保存了大量北宋以前至北宋时期的棋谱、棋势和棋论，这些内容都是古代棋手的经验总结，特别是像《棋经十三篇》中所提出的“立二可以拆三”、“宁输一子，勿失一先”、“意在子先”、“无害于他棋则做劫”、“边不如角、角不如腹”、“直行三则改”、“角盘曲四、局终乃亡”等经验之谈，至今仍是围棋理论的重要内容，因而本书在后代一直被奉为中国古代棋艺的宝贵经典。

南宋高宗至孝宗(1127～1189)时，著名的棋待诏有赵鄂等人。据宋王明清的《挥麈录》记载，沈之才作棋待诏时，宋高宗赵构在一次对局中对他说：“切须仔细。”沈马上用《尚书》中的一句话回答：“念兹在兹。”意思是说记住了。赵构大发雷霆说，你这个搞技艺的家伙怎么敢在我面前引经据典呢! 于是命令内侍打沈20竹篦。由此可见当时棋待诏的社会地位。

元代在蒙古族的统治下，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围棋随着知识分子的落魄而流传到社会下层。在元朝宫廷内，少数汉族官员仍向异族统治者推荐围棋的优点。如当时的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就是一位围棋爱好者，并曾为《玄玄棋经》作序;他曾和元文宗谈论过围棋，并说“先皇帝以万机之暇，游衍群艺，诏国师以名弈，侍御子左右。”《玄玄棋经》的出现是元代围棋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本书原名《玄玄集》，取《老子》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句以命名;又因书的开头有张拟《棋经十三篇》，所以又被称为《玄玄棋经》。作者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严德甫、晏天章2人。书中共分礼、乐、射、御、书、数6卷，主要内容包括：①收录张拟的《棋经十三篇》、班固的《弈旨》、刘仲甫的《棋诀》等理论著作;②棋盘路图、起手图、起手法以及直三、曲四、花聚五、神芝六、金圭七等死活的基本图形;③卷帘式、莲花角、倒垂莲等边角定式;④全书的后三卷有各种死活棋式378型。到了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永乐大典》时，围棋传本只有两本，其一即为《玄玄棋经》，另一本不详。现在所见古谱《忘忧清乐集》是在清代嘉庆七年(1802)黄丕烈得宋刻本以后才广为流传的。因此，从元、明直到清中叶的400多年当中，广为流传的古谱只有《玄玄棋经》一部，它在元代及元代以后几百年的围棋史中曾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明代的围棋活动开展得更为广泛。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先后当过宰辅的刘伯温、李东阳、杨一清、乔宇等都酷爱围棋。座落在今日南京莫愁湖公园内的“胜棋楼”，据说就是朱元璋弈棋输给开国元勋徐达的。皇帝、宰辅以外，官吏、文士以及社会各阶层喜爱围棋的人大为增加。著名文人唐伯虎、吴承恩、谢肇淛、汤显祖、凌濛初等都是围棋爱好者。明代刻本《居家必备》中还选有《棋经十三篇》，可见围棋在当时已经以文化教育的方式普及于世了。

明代知名的棋手屡见于各种笔记和典籍。近人李耀东的《中国围棋史》，根据明代冯元仲的《弈旦评》和王世贞的《弈旨》等材料，汇集明末国手过百龄以前的知名棋手35人。其中相子先、楼得达活跃于明初，明成祖曾把他们“驿召至京”，在御前对局。明朝中期的棋手分为永嘉派和新安派。《弈旨》说，永嘉派的鲍一中“如淮阴侯，有抟沙之巧”;新安派的程汝亮是“诸葛修不破之法”;京师派的李釜是“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伦是“孙吴挟必胜之算”。明末棋手中，知名的有朱玉亭、苏具瞻、程白水、林符卿等人。在这些人当中，林符卿晚出，“为诸人冠”，但他为人也很狷狂。《弈旦评》记述林符卿对冯元仲说：“四海之内，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非徒胜我者不可得，即论敌手、俱无其人。吾不取法于人与谱，而法棋枰为师。即神仙复出，自三子而上，不敢多让矣。”当过百龄一出现，林符卿这番狂妄自大的话立即成为人们的笑柄。

过百龄(又作伯龄、柏龄)名文年，江苏无锡人，生卒年不详，其主要的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十五年(1587)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之间。《无锡县志》记载他的事迹说他“以善弈游京师，名籍甚。于是天下高手筑壁垒而攻之者无远不至。文年开关延敌，莫敢仰视者，遂群奉为国手。自是十年，天下言弈者以无锡过柏龄为宗。”他的著作有《官子谱》、《三子谱》和《四子谱》，陆玄宇父子所辑的明代名谱《仙机武库》一书也是由过氏笔削主裁的。《四子谱》是他的代表作。谱中按起手法分类，计分镇神头61变、倚盖178变、大压梁110变、六四起手30变、七三起手57变。其中的解说，或概括论述，或说明某式宜于让子或对子，提示明确。《四子谱》问世以后，在清代的200多年间一直受到重视。过百龄改变了对局起手常用的镇神头、金井栏、大小铁网等套路，开始采用倚盖起手，对棋艺进行新的探索，取得压倒群雄的战果。过百龄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围棋技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了清代，围棋在以往几百年酝酿准备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突飞猛进的局面。自明末过百龄崛起称雄以来，围棋技艺日趋精进。从明末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到清代康熙(1662～1722)初年的50年间，棋坛名手辈出，如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周懒予、季心雪、吴孔祚、姚吁孺、李元兆、何暗公等，其中以周懒予、周东侯和汪汉年的造诣较高。一时间群雄并起，称霸争先，因而有人把这一期间的围棋史比作战国争雄的时代。继此之后有黄龙士异军突起，征服群雄而一统天下。

黄龙士(1651～?)名虬，又名霞，字月天，邗江(今江苏泰县)人。他的事迹中有3件事与当时的围棋发展有密切关系。一是他与盛大有的对局和击败诸名手。当时国手中最负盛誉的是和过百龄齐名的盛大有。黄龙士18岁时与70老翁盛大有对弈7局，连战皆胜;当时的名手如何暗公、娄子恒、卞邠原、汪天远、苏揆之、凌元焕、张继芳、谢友玉、程仲容、张吕陈、王有性等也先后败在他的手下，只有周东侯和徐星友还能勉强与之抗衡。于是黄龙士一跃而成为赫赫有名的国手。二是他和徐星友下出了棋局“血泪篇”。徐在当时已是二流棋手，而黄龙士却故意让他3子，于是“其间各竭心思，新奇突兀，乃前古所未有。十局终后，徐遂成国弈。可见心机愈逼愈妙，抑之者正以成之也”(《黄龙士先生棋谱·受子谱凡例》)。三是他被尊为“棋圣”。当时的著名学者阎若璩把名望高、品德好、学问造诣深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称为“十四圣人”，黄龙士也被列入其中，足见他本人和围棋受推崇的程度。

徐星友，名远，钱塘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康熙年间(1662～1722)。他是黄龙士逝世以后直到梁、程、范、施四大家称霸弈坛之前三、四十年间的著名国手。他学棋很刻苦，据说曾3年不下楼。黄龙士是他的老师，最初让徐4子，徐达到让2子水平后，黄故意让3子下了10局，被称为“血泪篇”，徐遂成为国手。《杭州府志》说：“黄龙士以弈擅长，远(即徐星友)晚出，与之齐名。游京师，朱邸多招致之。高丽使者自矜其弈无偶，远与对局，连胜之，由是名益著。”以后，徐在京师遇见晚辈程兰如，为程所败，遂南归，集中精力著述《兼山堂弈谱》。《兼山堂弈谱》是明代弈谱数量增多以来的一部佳作，它对当时棋艺发展的战果作了很好的小结。其中精选了明末清初的国手过百龄、周懒予、周东侯、汪汉年、盛大有、黄龙士、姚吁孺、何暗公、徐星友等人的代表作62局，每局都有评注。不仅详细评论了若干着的得失，还指出了当时某些着法的源流，最后还作了局终总结。这些评注，不仅评棋，还评人和他的风格;不仅评人，还对已有的棋谱进行评述。

清初继黄龙士、徐星友后，著名围棋国手有梁魏今和程兰如。梁魏今(一作会京)，山阳(今江苏淮安)人。程兰如，名天桂，安徽歙县人，又是象棋国手。传说徐星友年老时，与程兰如相遇，在京师共弈10局，因为得到众高手的暗中帮助，程氏大胜，因而成名。梁、程2人成名于康熙后期，极盛于雍正(1723～1735)年间及乾隆(1736～1795)初期，在清代弈家中有很高的威望。

范西屏、施襄夏登上历史舞台后，梁、程的地位实际上被取代。从此，中国弈坛就为同是浙江海宁人的两位棋圣称雄40多年。

范西屏(1709～约1769)，名世勋，自幼学棋，16岁时已有国手之称，后随老师俞长候到江苏松江、太仓等地以弈会友，教授棋艺。45岁以后住在名手汇集的扬州。施绍闇(1710～1770)，字襄夏，别号定庵。先后就学于张良臣、俞长候。12岁时和范西屏分先。少年时曾与前辈国手徐星友对局。他从与徐星友的对局及徐氏所著《兼山堂弈谱》中获益甚多。青年时受到国手梁魏今和程兰如的辅导，3年以后棋艺大进，成为国手。43岁时客居扬州。

范、施2人虽然是同乡同学，但他们成为国手后互相对局的记载不多。现在流传有范西屏31岁、施定庵30岁时在浙江平湖(别称当湖)的13对局，现存11谱。气势磅礴、杀法精紧的“当湖十局”即由此得名。他们2人的棋艺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又各擅其妙，难分高下，成为座子棋时代的两座最高峰。据说范西屏在扬州时，有一次和号称“铁头”的胡肇麟下2子局，下到中盘时，胡感到形势不妙，推说身体不好，暂请休息，并马上派人带上棋谱去请教施定庵，然后按照施的指点继续对局。范西屏立即察觉，对胡开玩笑说：“定庵人还未到，他的棋竟然先到了。”说明只有施定庵才能和他相抗衡。范西屏编著有《桃花泉棋谱》，施定庵编著有《弈理指归》，而《弈理指归续编》则是两位同时代高手合著的棋书。

《桃花泉棋谱》和《弈理指归》对后世影响甚为深远。书中一些总结围棋战术经验的歌诀，如“两番收腹成犹小，七子沿边活世输”，“两处有情方可断，三方无应莫存孤”，“精华已竭多堪弃，劳逸攸关少亦图”等，至今仍为不少围棋爱好者所传诵。

范、施以后直到清末，相继称雄于弈坛的有释秋航、潘星鉴、申立功、任渭南、金秋林、楚桐隐、李湛源、周星垣、董六泉、徐耀文、周小松、陈子仙等人。

辛亥革命以后，江耘丰、顾水如、张澹如、吴祥麟、范楚卿、姜鸣皋、唐善初、刘棣怀、过旭初、过惕生、吴清源、王子晏、陶审安、崔云趾、金亚贤、雷溥华、王幼宸、魏海鸿、汪振雄等，陆续崛起于北京、上海的棋坛。其中以陈子仙、周小松和吴清源为清末至民国初年棋坛的代表人物。

陈子仙，名毓性，浙江海宁人。少年时已成为知名国手，曾随其父到江苏常州和国手董六泉对局，当时董已年逾花甲，须发尽白，而陈尚以红丝饰发，一红一白，相映成趣，一时传为弈坛佳话。

周小松名鼎，江苏江都人。江都属扬州，是棋风很盛的地区。周从小受到熏陶，18岁时向仪征前辈国手释秋航学棋，对弈100多局，棋艺大长。以后又和到扬州来的老国手李湛源对局，受到很高的评价。21岁时已成为著名国手。周小松辑有《餐菊斋棋评》，收集当时人的对局棋谱27局，每局都有详细评述。

吴清源(1914～ )，名泉，福建闽侯人。其父吴毅曾在日本留学，向日本著名棋手中川龟三郎学棋，以后迁居北京。吴清源8岁起开始学棋，后拜青年名手顾水如为师，经常在北京西单海丰轩茶馆和当时名手汪耘丰、顾水如、刘棣怀、雷溥华等对弈。曾经与酷爱围棋的段祺瑞对局，并得到段的资助。1926年，日本棋手岩本熏等人来华，分别和吴对弈。日本棋手回国后，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发表文章盛赞吴的棋艺。因此，日本棋界人士热切希望他到日本留学。1928年吴清源到了日本，后勤学苦练，棋艺水平提高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吴清源和日本的高段棋手对局，取得了27胜、7负、3和的优异成绩。1950年，日本棋院正式授予他九段棋手的称号。以后他在日本棋坛连续称雄30年，被誉为“昭和棋界之王”。

中国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国破家残、民不聊生，围棋事业也呈现为一蹶不振、冷落衰退的景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政府先后制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了围棋的振兴、繁荣和发展。目前，全国围棋爱好者有1 000余万人，专业棋手300余人。40年来涌现出陈祖德、吴淞笙、聂卫平等一大批名手。在数次中日围棋擂台赛中，中方取得优异成绩，中国围棋已经告别昔日“春风送香四野，墙内独自凋零”的景况，重新成为世界围棋强国。

目前，围棋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在亚洲，日本、南朝鲜实力雄厚，与中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围棋在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围棋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不同文化的彼此了解和交融。

围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形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紧紧地联在一起，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其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独特的哲理和审美情趣。围棋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显示着中华民族对自身和自然界的和谐的执著追求。自“天人合一”的古道，至现代社会生态平衡的新论，都能从围棋中寻出共通的脉络。

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棋艺游戏的范围，它实际上已成为人们围绕着这种智能活动所创造的相应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技艺规则、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氛围的集中体现。围棋作为一种符号，她的背后是积淀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围棋是中国古代阴阳学说哲学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围棋的变化是玄妙万端的，黑白子之所以能在棋局上演示出种种玄机，是因为围棋棋具本身以古代揭示事物变化的阴阳学说为基础。可以说，围棋的棋理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表现。黑白棋子是阴阳二气的载体，棋路纵横是阴阳二气的通道，棋盘上可见古代天文地理的基本观念。如果把棋盘看作空间坐标，围棋就如同模拟阴阳二气变化的三维坐标。开局过程中，黑白子在棋盘上9个星位的布子也象征着阴阳二气在廓大的时空坐标上运行，絪缊腾挪，冷热寒暑错落，逐渐融合、变化、发展。

围棋体现了古代对无穷变化的形象性、定量化模拟。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围棋路数的变化作过计算，指出：“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局数。”沈括运用数学的排列组合理论和指数运算法则计算，指出两人对弈时，棋盘上每一个交叉点都可能有黑子、白子或无子三种状态，一个交叉点有三种可能，两个交叉点有3²个可能，依此类推361个交叉点就有3361个可能。沈括说：“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局之大数。”现代数学表述围棋变化概数的写法是：173位数的正整数，即1×10172。这一数字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唐代冯贽在《云仙杂记》中说：“人能尽数天星，则遍知棋势”;北宋张拟的《棋经》中也说：“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所以说围棋的变化已经超越了时间，古人说得好：“围棋千古无同局”。围棋所模拟的变化是阴阳二气的变化，它与《易经》中的《变易》思想有着共通之处，旨在表现事物的运动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一局棋黑白二子(月亮和太阳的象征)代表阴阳二气，双方的落子过程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太极”好像是双方准备行棋;“两仪”象征着双方落下第一颗黑白棋子;“四象”仿佛是四角定式的展开;“八卦”如同布局，以后的中盘打入、扭杀和收官各个阶段，恰似六十四卦的不断繁衍。所以说围棋是阴阳二气在四方八位不同组合变化的二维平面描述图。八卦可演生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以变爻可推演出更多的阴阳组合，围棋棋局黑白子的组合也是如此。

围棋确切、细腻地展示了中华民族辩证思想和逻辑思辨的水平。围棋是智慧的较量，是思辨能力的抗衡。围棋对自然变化进行抽象的模拟，处处包含着矛盾、变化，因而必须用逻辑推理和辩证思维来把握。弈棋双方通过棋子来检验对方的思辩水平和棋力，这也是一种寻求黑白子均衡的较量。行棋落子中黑白双方先各据边角，逐渐交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黑白两种力量的抗衡从“太极图”(图285)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阴阳双方似乎是对称的，但对称不是静止，它暗示永恒的运动，每当阴阳任何一方势力达到自身极端时，就孕育着对立势力的因子，预示着向对方的转化。布子行棋，定式和大场的选择，形势判断，中盘着点的选择，官子的计算，矛盾和变化，都是靠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来正确处理。一局棋从始至终，都存在着死活、先后、虚实、轻重、攻防、缓急、取舍、大小、劳逸、厚薄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掌握围棋的规律，运用辩证的思考，融会整体战略的气魄，方能驾驭棋局中的瞬息万变。违背棋理，心存侥幸，思绪混乱，必遭败绩。围棋也离不开艺术思维。每个棋手都有自己的棋路、特点。只有把高超的逻辑思维和独具风格的艺术思维有机地联在一起，才能对棋局作出美妙的创造。围棋的思维艺术，是逻辑思维和艺术思维相结合的特种思维艺术。

围棋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每当两位好友坐定入静，衔子行棋之时，他们都会感到摆脱了世间杂念、烦恼，进入一片宁静的天地，双方每落一子，似乎都是在倾心与对手交谈，期待对方高妙的回应，共同营造一种境界。围棋强调棋理、人生与自然的契合，它把人引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使人从中得到深刻的对宇宙人生奥妙的了悟。

围棋还以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形式，展示宇宙问多种美的规律，盘方子圆，局列经纬、疏密相间，白子如帛，黑子透碧。对局中超然物外，高雅圣洁伴随着悠然的恬静，在布子行棋的高低错落之间追求艺术的完美。对局双方虽坐视不语，但各自的性格、品行、思维、追求都在棋盘上表露无遗。性情急躁，则行棋鲁莽，算路不深;品行不正，则行棋时有过分、贪吝毕现;追求不高，则缺乏弈趣、平庸无奇;思维无序，则有乱章法、漏洞百出。围棋正是在这种默默的“手谈”中陶冶了人们的秉性，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

围棋的棋理与军事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上许多大军事家，同时也是围棋高手。一盘对局同一场战役有着惊人的相似。随着对局的深入，双方在全局和各个局部开始阴阳对抗，时而有恢弘磅礴的气势，力鼎千钧;时而有扎实坚毅的韧性，步步为营;时而攻城掠地，杀机毕现;时而天马行空，了无痕迹。变幻莫测的开盘布局，“宁失数子，不失一先”的争先意识，你死我活的中盘绞杀，自始至终寻求均衡的大局观，大开大合的转换以及细微的收官计算，每落一子，满盘皆动。

千百年来，围棋又是文人墨客所关注的“雅事”。她与各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交融在一起。历朝历代，相继涌现出大量吟咏围棋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用形象生动的方式刻画围棋的玄妙、高雅，烘托出围棋文化的特殊美感。围棋与琴、书、画等其他古代艺术门类相通相联，从而获得了更为顽强的生命力。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一些文化形态有自己兴盛、衰败、消亡的历史。中国古代有许多流行一时的游艺形式，例如格五、六博、双陆、蹙融、长行、夹食等等，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亡绝迹。而某些文化形态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长久不衰，围棋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她与当代的文学、艺术、科技、军事、体育、教育、智力开发、品性涵养等密切联系在一起，成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目前，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游戏形式。面对这一势态，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受到挑战。因为时代特性，节奏缓慢或表现单一的弱点和欣赏情趣的变化，一些传统文化形式出现了衰退的危机。然而围棋却能打破时代、地域、肤色、语言、风俗习惯的界限，在现代文化生活选择多样性的严重挑战面前，在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地区获广泛传播，并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究其底蕴，围棋如同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她的真谛在于关切宇宙、自然和人类生命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