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国民俗·算命

传统文化·中国民俗·算命

算命是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八个字排成四柱，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推断人的命运。

算命起源于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时代。由于认识水平的低下，人们把那些不能理解的事物，归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安排着世上的一切。先秦儒家对原始文化进行了理性化的总结与清理，将原始宗教中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归结为一个“命”字。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说：“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扬雄在《法言》中说：“命不可避”，“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先秦诸子的天命观，进一步肯定了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劝告人们不要与这种力量对抗。有关天命观的论述，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还只是只言片语，到了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和王充的《论衡》等著作中，则出现了专篇论述。王充将先秦诸子提及的天命观，较为系统地发展为命理理论。王充认为，人的吉凶运气是命中注定的：“凡人遇偶(逢吉)及遭累害，皆由命也”(《论衡·命禄》)，这是王充天命观的核心思想。“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命义》)。王充将命的概念分为死、生、寿、夭之命。又将人的运气之命分为三个种类：“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论衡·命义》)这三种类型的命，并不绝对。王充辩证地认为：“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贵;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贫贱。”命的贵贱并不与才华智慧的高低成正比。王充在论述命的范围时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小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这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的范围几乎一致。王充的命理观是以医理与五行哲学观为其理性支柱的，他在《论衡·气寿》中说：“强寿弱夭，谓禀气渥(厚)薄也”，“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其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王充用中医的“气”作为命的寿夭根据，无疑是科学的，并且，他同时论述了寿夭之命与运气之命的关系：“人之禀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充实坚强，其年寿，虚劣软弱，失弃其身。”在进一步论述人的命天注定时，王充还借鉴了心理医学：“故妊妇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备，必有大凶，喑聋跛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论衡·命义》)。这里涉及了胎教、育儿对婴儿长大成人的作用与影响。因为“性命在本，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王充的命理观的另一依据是五行。他在《论衡·物势篇》中说：“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王充及先秦诸子的天命观为算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另外，占卜术、相术、干支等为算命术的发展作了技术上的准备。汉代阴阳五行术产生之后，用于相术，则衍化出了算命术。阴阳家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班固撰《汉书》特辟《五行志》，将许多灾异事变同五行生克理论附会在一起，使阴阳五行之说广为流传。阴阳五行说认为世间万物皆阴阳化生，天地、日月、山川、四时以及君臣、男女、夫妇都是阴阳相生，而世间万物则又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阴阳先生用金、木、水、火、土五德来预测一个王朝的命运。在此基础上，将天干、地支、春夏秋冬四时、东西南北中五方、用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以记人生年的“生肖”统领于五行生克原理之中，用以预卜人的命运。总之，从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演化出的天命观，直到形成人的命天注定的观念，从占术、相术、阴阳五行到算命术出现，这漫长的岁月，都属算命术产生的起源、发生、发展阶段。

算命的成熟时期是唐宋时代，代表人物为唐代李虚中、宋代徐子平。李虚中生于唐宪宗时代，被认为算命术与命理学的开山鼻祖。李虚中进士出身，官至殿中侍御史。他精究阴阳五行，能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来推定这个人一生中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说，“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李虚中所著《命书》三卷，集中反映了唐代人的算命术所达到的水平。算命先生将十二时辰与十二属相配合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每一项都有一套理论。算命时，先弄清出生年月日，以推算属相。然后，根据该属相的套话，加上五方神配五种颜色，推算出其“命属东方青帝”、“命属南方赤帝”、“命属西方白帝”、“命属北方黑帝”等，然后告诉人们命属某一方就不得向某一方大小便，命属哪一方颜色，有病就吃哪种颜色的药等等。在佛教传入之后，算命先生又在算命时掺入了积德修福的思想。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月、日天干地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衍的方法，经宋代的徐子平进一步发展为年、月、日、时同时测算的“四柱”法。所谓“四柱”，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期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每一柱天干一个字，地支一个字，共两个字，四柱加起来八个字。然后，按照八个字中所蕴含的阴阳五行道理进行演算，就可推知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致情形了。徐子平著有《徐氏珞琭子赋注》二卷。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珞琭子书为言禄命者所自出。其法专言人生年、月、日、时八字推衍吉凶祸福。……其中论运气之向背，金木刚柔之得失，青赤父子之相应，言皆近理。”“四柱”算命又叫“子平算命”、“子平术”。排八字是子平算命的前提，如果排不出八字，那就一切都落空了，要用推年法、推月法、推日法、推时法排出八字。八字排好后就可以推算人的一生即大运和人的某一段时期的凶吉即小运。在推算时一般以日柱为主，结合其他三柱五行进行论命，也就是说，以日柱天干作为自身论命的出发点，把四柱的八字都化成五行，然后，再根据日柱天干和周围其他干支五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推论吉凶荣枯。

算命术的鼎盛时期是元、明、清三代。这一时期，大量总结民间迷信的书籍纷纷出笼。命理学理性的成份被削弱，神秘的成份被渲染夸大。元末明初的《辍耕录》记载，元代有个旷达不羁的富家子弟，好几个算命先生都说他只能活到三十岁。富家子弟信以为真，就把财产散给了穷人。他又救了个要投水自尽的丫环。第二年，富家子弟一行遇到了被救的丫环，她请他到家作客，结果，富家子弟一行其他人都在海上遇难了。这里在宣扬信命的同时，掺进了佛家积德可以扭转命运的因果报应思想。元代只有《子平三命渊源注》、《星命溯源》五卷等少数几种命理学著述。到了明代，中国算命术在社会上的流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命理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刘基的《滴天髓原注》、沈孝瞻的《子平真铨》、万育吾的《三命通会》、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真宗》等都是一时的佳作。至清代，算命术依然不衰。那时社会上人们不管富贵贫贱，男女老少，也不管遇到婚姻、赶考、经营等，什么事都要请算命先生算算。由于知识分子如纪昀、俞樾等人的介入，社会上研究命理的风气十分浓厚。主要著述有陈素庵的《命理约言》、《滴天髓辑要》、任铁椎的《滴天髓阐微》等。命中相克的观念已渗透人们的思维方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姻缘关系，就是依五行相克之理设计的。宝玉属土(玉在土中)，黛玉属水(黛为黑，黑属水)，宝钗属金(钗从金)。土克水，宝黛爱情重重受阻，土生金，宝玉与宝钗五行相合。因此，宝玉走向宝钗(土生金)，黛玉夭折(土克水)。

由于现代新兴学科——预测学的兴起与《周易》研究热潮的出现，使中国算命术的命理学理论，得到了历史性的深刻变革。人们从事各种职业，需要作各种决策，而预测是决策的前提，于是中国古代算命术以与现代预测学结合的面目，出现在商品竞争激烈的经济生活领域。现代预测学以对规律的认识与控制为主要特征。而那些还未形成规律的事物，人们则依赖子平术等进行推测。

传承了数千年之久的算命术，在对无数人的命运进行了规律性的观察、总结的同时，建立了理论、逻辑推演体系。只有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揭开它遮盖了千年的神秘面纱，才能真正谈得上破除迷信，并筛选出有价值的颗粒。

通过对鬼神、丧葬、婚姻、宗法、礼仪、节日、禁忌、相术、风水、算命的分别概述，可以总结出民间信仰的诸多特点。鬼信仰是民间信仰之母，几乎所有信仰的根都可以追踪到鬼信仰上，这使民间信仰总体上呈现神秘的巫术色彩，带有浓重的原始痕迹。地广人多的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至高无尚的神祇。道教奉老君，佛教事佛祖，儒教供孔子，河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北部一带供奉人祖爷(图423)伏羲，畲族则供盘瓠，纳西族供干木女神，连天上至尊玉皇大帝、地下的君主阎王爷，也都没被全国范围所接受。民间信仰的区域性、个别性、无权威性可见一斑。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功利的。人们供奉神祇，是为了让神保佑。无事不求神。与其他信仰比较，那种非功利的，精神修养的成份极其微弱。民间信仰的交叉性也可以从上述分类介绍中辨明。而且，不仅是对中国民间信仰，由于民俗事项分类的相对性，人们还可以从婚姻、相术等内容的介绍中，得出对中国民俗的总体印象。

通过诸类民俗事项的历史考察，首先可以看到中国民俗的传承性。人相袭，代相传，古俗延今。民俗事项的依赖于历史上的某种经济形式而传承。摩梭人的走婚，虽是原始母系婚姻的遗迹，但它延续至今，则主要因为这种婚姻形式赖以生存的母系大家庭的经济结构与模式仍然存在的缘故，也依赖于生产生活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一直接受大自然的制约，从基本生存的意义上说，节日等的传承受大自然季节变化的制约相对来说大得多。人们的习俗惯性也是民俗传承的重要原因。传承体主要是靠上代人传下代人。民间说唱艺术、民间剪纸、玩具等工艺的传承体大多是上年岁妇女。她们在闲时给孙儿们讲故事时，在祭祖唱经时，使上一代的习俗文化耳濡目染地传给了下一代。传承的手段主要靠口传身教，当然也有一些如看相、风水等传承靠文字、书籍的保存留传下来。

中国民俗在传承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发生着变异，变异性是中国民俗的第二大特征。从清明上坟祭祖，到现代祭扫烈士墓，从清代满族的族袍到现代服装的旗袍，从古代婚礼用五谷杂粮撒向新娘，作驱邪祝吉仪式，到当代用五彩纸屑撒向新娘以示庆贺，可以发现古代信仰、仪礼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异轨迹。

中国民俗的第三大特点是它的地方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无论哪一类民俗事项都染上了地方色彩。以食俗为例，八大菜系，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沈阳的老边饺子，贵州的茅台、山西的汾酒，各有其地域特色。民间搬运工具也千差万别，东北农林的靰鞡和爬犁、中原农林的推车、大江南北的草鞋与扁担、西南山寨的赤脚和背篓、西北的皮靴和驮子等等，也各有地方特色。

中国民俗在中国文化中本处于主体地位，因为上层经典文化是在民间文化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概括、抽象的结果。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极强，上下融为一体。然而，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只关心上层经典文化、哲学思想等，对下层民间文化关心甚少，以至民俗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就显得十分薄弱，从而造成中国文化的主体只是儒、释、道的误会，忽略了民间文化在实际存在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中国民俗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本土文化的特征。中华文化不仅体现在浩繁的典籍与斑斓的文物上，而且也体现在市井乡间的风俗习惯中。中国传统的民俗正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逐渐消失。一些古老习俗只在商品经济波及很小的边远闭塞之地保留着。农村的城市化，使大多数中国农民逐渐放弃了他们的习俗。现代都市生活，只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少数几个节日上保留了古俗的一小部分。在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深圳市，建立了中国民俗村，将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居、饮食、服饰文化带到商业繁华的都市，民俗文化渗入到大城市，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对古老文明的眷顾，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俗文化的现代化。这从民俗新生的角度看应当乐观，从古俗的尽快消失看又令人悲观，更显示了文化抢救工作的紧迫性。中国民俗学的研究从30年代的提倡与初步成形，到80年代才出现了基础理论概论性的著作，并出现了对民间文化、民俗的专题性研究著作。中国民俗的未来像其他中华传统文化的命运一样，会在文化商业化的社会中以变异的形式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