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文章辞赋·辞赋

传统文化·文章辞赋·辞赋

辞赋是辞与赋的统称，此称始于汉代。

辞 本是汉代人对《楚辞》的简称。辞产生于战国时楚地，故称《楚辞》;又因它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故又称骚体。《楚辞》是一种新体诗，这类作品篇幅、句子都较长，句式比较自由，并多用“兮”字作语助词，使其抒情色彩和浪漫气息颇浓，由此而逐渐发展成一种兼有诗、文两种性质的文体——辞。赋是一种讲究文采、韵节，兼具散文与诗歌两种性质的文体。“赋”的含义，有个发展变化过程：作为《诗经》六艺之一的赋，是铺陈叙写之意，属诗歌艺术表现方法，它虽然对赋体的形成有影响，但不指文体。春秋时期，士大夫在社交活动中有赋诗的风气，即引用或朗诵《诗经》中的作品。“赋”是诵说之意，《汉书·艺文志》称：“不歌而诵谓之赋。”也不指文体。至战国时期，出现了士大夫自己创作的朗诵诗，便称之为“赋”，故汉代班固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可看出“赋”与诗发展流变之关系。“赋”的名称始见于战国时荀卿的《赋篇》。《诗赋略》说：“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荀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可见，汉代人认为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亦属赋体。故今之所谓“古赋”，实际上包括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大赋、小赋和骚体赋。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是《楚辞》体的开创者。也可以说是后世辞赋之祖师，《楚辞》中之骚赋，多数更接近于诗，而像《天问》、《渔父》、《 卜居》等篇，则更近于散文。特别是《卜居》、《渔父》，韵散相间，以散为主，又为“设问”之文，这不但对宋玉，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的辞赋有影响，而且对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均有影响。屈原之后的宋玉“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对楚王问》一文，虽通篇不用韵，但其结构与辞赋相同;《风赋》名为“赋”，实则是韵散相间，相当自由。此二文从取譬设喻和语言的雄辩恣肆看，均明显受《庄子》之文和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的影响，可算赋体杂文，对后世同类文章颇有影响。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以丰富的想象和铺陈的手法来描绘女性，发展了艺术描写手法，表现了穷极声貌之特点，对后世同类辞赋颇有影响。这类作品又多佚荡情思而少讽谕之意，似可看出侍弄之臣不敢直谏，故杂以嘲戏的用心，这对汉赋也产生了影响，宋玉是由骚而发展为赋的重要作家。与宋玉同时的《楚辞》作家，尚有唐勒、景差等。

荀卿的《赋篇》分别以礼、知、云、蚕、箴为对象写了五篇赋，以四言为主，韵散兼出，设为问答，多用隐语，刘勰称其手法为“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文心雕龙 ·谐隐》)。

从屈原、荀卿、宋玉等人的辞赋及赋体杂文看，设为主客问答的结构，韵散相间的体式，铺陈描绘的手法等，大体上奠定了汉赋的体制特点。

汉代最富有时代特征的文体是赋。汉初的赋家，大多追蹑屈、宋逸步，继承《楚辞》余绪，写作骚体赋。文、景之前最有名的赋家是贾谊和枚乘。贾谊今存完整的赋四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降职期间所写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吊屈原赋》是借吊屈原而自抒愤懑之作，也是现存汉代第一篇“士不遇赋”。作品中表现了在汉代天下一统之后，士不能“历九州而相其君”的怀才不遇之感，很有时代特征，也是汉人骚体赋的新内容。《鹏鸟赋》既写了祸福无常的忧郁之感，但更主要的是写如何用老庄思想来排解自己的忧愁，这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代表性。贾谊的赋颇具真情实感，也比较倾向于铺陈手法的运用，散文气息较浓，预示着赋体的新变化。枚乘(?～前141)是继贾谊而起的辞赋家。枚乘今传赋三篇，最可靠和最有特色的是《七发》。这是一篇讽谏之作，文中假设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去探望，通过主客问答，劝诫贵族子弟不要过分沉溺于安乐，表达了对贵族集团腐朽纵欲的不满。这种形式，看似新颖，实则亦有所继承，除受《孟子》、《楚辞》等影响外，主要还是受战国策士游说之辞的影响，只不过游士变成了侍从，游说变成了讽谏。其先夸赞后进谏的模式也大体相同。《七发》用铺张、夸饰的手法极貌写物，词藻华美富赡而不甚堆叠，善用形象的比喻，结构宏伟，颇富气势。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而后人沿袭此体的作品极多，以致使“七”成为赋史上一种专体。与枚乘同为梁孝王客的严忌也是一位写骚体赋的作家，其《哀时命》亦为生不逢时的牢骚之作，无甚特色。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亦承《楚辞》余韵，以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荒山幽谷之可怖，感情浓郁，音节和谐，有不少优美动人的文句，成为后世招隐诗之祖。

汉武之世，国势强盛。武帝又好大喜功，雅好文学，招纳文学侍从，提倡辞赋，诱以利禄，一时间以歌功颂德为主的“润色鸿业”之作应运而生，大大推动了汉赋的发展。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图60)作为文学侍臣，写了不少赋，今存六篇，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作。此二赋原为《天子游猎赋》一篇，至《文选》始分为二。赋以游猎为题材，极写诸侯、天子游猎之盛况、宫苑之豪华，以夸天子之事，而结尾处又写天子自省，罢游猎，崇节俭，以示讽谏之意。这种始于夸饰，终于讽谏的“劝百讽一”写法，遂成汉赋一个主要传统。此赋以铺排夸饰的手法，华美的词采，设为问答的形式和韵散兼用的语言，确立了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体制，司马相如也就成为汉大赋的主要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东方朔(前154～前93)也是武帝时的辞赋家。武帝始终以其为俳优，不予重用，因此他的牢骚颇多。其代表作《答客难》实为一篇散体赋。文章不歌功颂德而发牢骚，虚设问难而加以辩解，遂开“设论”一体。此文设为主客问答，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对比鲜明，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文心雕龙·杂文》)。此后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等均模拟此文。

王褒(生卒年不详)是宣帝时重要的辞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而以《洞箫赋》较有特色。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描写音乐的赋作，辞采华艳，绘声绘色，刘勰称其“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诠赋》)，对后世咏物赋和描写音乐的作品有影响。

此外，武帝时董仲舒晚年所写《士不遇赋》，司马迁所作《悲士不遇赋》均为较有名的牢骚之赋。枚皋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赋家，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的作品。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众多赋家均以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为模式，千篇一律，鲜有创新，唯扬雄、班固等人尚有特色。扬雄(前53～公元18)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其《甘泉》、《羽猎》、《长杨》等赋，虽模仿司马相如之《子虚》、《上林》，但讽谏之意明显加强;艺术上也有所提高，某些段落的铺陈描写非常精采，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的《解嘲》、《逐贫赋》等述怀赋也较有特色。扬雄晚年认识到辞赋之作是欲讽反劝，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之技。同时，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 · 吾子》)的看法，将楚辞与汉赋的优劣得失加以区别，对赋的发展与评论都产生了影响。班固是东汉前期著名的赋家，其代表作是《两都赋》，其体例与手法均模仿司马相如，然他将描写对象扩大为整个帝都，这对张衡、左思都有影响。就其思想价值而言，此赋则主要是为朝廷说话，不再有什么讽谏之意，汉代讽谏之赋发展而为替朝廷说教，《两都赋》堪称代表。

东汉中叶至末年，政治腐败，国势衰微，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赋的内容和风格也随之而变化，以铺摛文采、歌功颂德为事的汉大赋日少，而反映现实、讥刺时政、以咏物抒怀为主的小赋开始兴起。张衡(78～139)的赋有两类。一类是散体大赋，以《两京赋》为代表，其主旨在于规讽，有些议论也较深刻，赋中关于都市各种人物的活动和杂技、百戏等演出情况的描写也颇新颖生动，但总的说来不脱汉大赋旧轨，新意不多。另一类是抒情小赋，以《思玄赋》、《归田赋》为代表，抒写自己政治上的忧愤和意欲归隐田园的情怀。特别是其《归田赋》，写田园生活之乐、短小明净，语言清新，情味悠长，而格调冷静平淡，极富个性特色，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耳目一新。这类抒情小赋的出现，不仅表现了汉赋由“体物”之大赋向抒情之小赋的转变，而且也显示了汉赋的风格由夸饰堆砌向平易流畅的转变，也可以说，张衡使汉赋的发展产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张衡之后的赵壹和蔡邕等，均沿此路而进。蔡邕(132～192)的《述行赋》名为“述行”，实为抒愤。此赋陈古刺今，不仅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擅权专横罪恶，而且写出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这样的内容在汉赋中是极为可贵的。与蔡邕同时的赵壹，情绪更加激愤，其名作《刺世疾邪赋》对腐败的朝政进行了更加尖锐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了强烈的嫉恶如仇的反抗情绪。抒情小赋由发个人牢骚到进行社会批判，无疑是一大发展。此赋语言犀利，感情强烈，风格平易而疏荡，大别于传统汉赋之华艳，板滞。稍后的祢衡(173～198)亦以赋著称，其代表作《鹦鹉赋》看似咏物，实则托物言志。赋中以鹦鹉自况，抒写才智之士在乱世中的愤懑情绪，深寓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之意。此赋状物精细，感慨良深，兼有咏物、刺世、抒怀的特色，为汉末小赋之佳构。

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于中国文学观念的日渐明晰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汉大赋的弊病与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指出：汉大赋“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个批评相当中肯。

三国两晋时期，赋的地位虽不及诗，但仍很兴旺，出现了不少重要的作家和优秀作品，并且汉代大赋逐步为抒情小赋所取代，赋的骈化趋势也日渐明显。

建安(196～220)时期的辞赋多为小赋，题材渐趋日常化，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有所加强，抒情色彩也更加浓郁。曹丕是这一时期主要赋作家之一，今存小赋近30篇，但有特色的作品不多。曹植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赋作家，今存小赋40余篇，纪事、咏物、述志，内容广泛，其中最有名的是《洛神赋》。此赋借鉴宋玉《神女赋》的写法，描写生动而细腻，比喻巧妙，辞采富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曹植的赋在题材的生活化、规模的小型化和表达的抒情化方面都很有特色。王粲(177～217)今存赋20余篇，多为骚体小赋，最为传诵的是《登楼赋》。此赋摒弃了汉大赋铺张扬厉的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抒发了强烈的感慨，是抒情小赋的成功之作，在抒情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魏正始(240～249)时期，何晏的《景福殿赋》，阮籍的《猕猴赋》，嵇康的《琴赋》，向秀的《思旧赋》均较有名。

西晋太康(280～289)年间赋作颇多，以小赋为主，但多数作品因袭前人，缺乏个性;雕琢太甚，较少情趣，总体成就不高。唯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较有特色，但是都因过分藻饰而较缺乏艺术感染力。左思的《三都赋》是名盛一时的大赋，虽曾引起洛阳纸贵，但艺术上并无新意。

东晋辞赋又趋清新明快，如袁宏的《东征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等。特别是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等作品，平淡自然，一如其诗，风格之独特为历来赋作所少见。

总观三国两晋之赋，咏物抒情小赋占据主导地位，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赋中整饬的对偶句日渐增加，词藻渐趋华丽，出现了明显的骈化趋势，对南北朝骈体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辞赋转盛，名家名作颇多，而赋亦逐步完成了骈体化的过程。南朝赋大体上仍是以“体物”为主的大赋和以抒情为主的小赋两类。南朝宋初的谢灵运今存赋10余篇，无论是其长篇巨制《山居赋》，还是模山范水的《岭表赋》等，除有些描写较为细致外，无甚特色。谢惠连(407～433)和谢庄(421～466)均以咏物小赋见称。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均写得画面素净奇丽，情致隽永，铺排而不堆砌，风格清新明丽，是南朝咏物写景小赋的代表作。鲍照是南朝宋最杰出的辞赋家，以《芜城赋》最为传诵。此赋以精彩的描写、大胆的夸张和鲜明的对比等手法来写广陵之盛衰，抒怀古之情，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均为上乘，是南朝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其他如《舞鹤赋》、《野鹅赋》等，也颇有特色。齐代赋作不多，较有影响的作家是谢脁(464～499)。他的《思归赋》、《游后园赋》等篇幅短小，重于抒情，同时由于声律理论的运用，在对偶精工和声律协调方面更加留意，加速了抒情小赋骈化的进程。梁代是南朝辞赋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宫体诗作家用同样的题材和风格来写赋，闲情艳语，华靡流荡之风颇盛，如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均为代表人物。然其中有些作品如萧纲的《晚春赋》，萧绎的《采莲赋》、《荡妇思秋赋》等，虽不脱风流帝王的文学本色，但也婉丽多情，清新自然，流传亦较广。江淹(444～505)是梁代辞赋成就最高的作家，今存赋40篇左右，而以《别赋》、《恨赋》最负盛名。其赋善写人物心理活动，描绘景物，渲染气氛，辞采精美，声韵和谐，用典用事频繁，而又笔墨纵横，于缠绵哀感之中，别具苍凉悲壮之气，将南朝抒情骈赋推向了成熟阶段。沈约也是梁代著名赋家，其内容、风格与江淹颇近。陈代所存赋作不多，唯徐陵的《鸳鸯赋》稍有名气。

北朝辞赋虽代有所作，然名家名作极少。西魏和北周时由南入北的梁代作家庾信，卓然为辞赋大家。庾信在梁朝时，其赋作已技高一筹，《春赋》、《荡子赋》等抒情小赋，虽格调纤弱、不脱闲情艳语之习，但艺术技巧高超。被留长安之后，乡关之情，身世之感，使其作品不仅内容日渐充实，而且风格亦日益沉郁老成。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实为一篇自叙传，也是梁末史事之实录，既哀家国，更悲身事，健笔纵横，情文并茂。其《小园赋》、《伤心赋》等，亦为名作。一篇之中，往往叙事、描写、议论、抒情兼而有之，形式精美，感慨深沉。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辞赋家，而他也把六朝骈体赋推向了极至。同时，也标志着“赋”这种文体盛世的结束。

六朝赋逐渐骈化的结果，形成了骈体赋，亦称俳赋。南朝骈赋的基本特征同于骈文，通篇对偶，大量用典，讲究声律。多用四六，实际上已开唐代律赋之先河。

唐宋科举以诗赋取士，不但命题作赋，所作赋除必须守俳赋的对仗、声韵要求外，还限定了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后人称这种限制立意和韵脚的命题俳赋为律赋。南朝俳赋的对仗、声韵有一定讲究，但未形成格律。唐初进士科考试诗赋，士人必须熟悉对仗技巧及四声八病的规矩，但对赋仍无特殊规定;至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始明确规定一篇赋以八个字为韵。此后试赋命题大体沿袭此路，而不断加以限制，至唐文宗大和(827～835)年间，逐渐形成律赋的格律，即一般以四言二句八字为韵立意，八韵要求依次为四平四仄。这种固定的格律，至宋仍大体沿用。这种刻板的律赋，纯属文字游戏，毫无文学艺术价值可言，它与明、清的八股文一样，是文人士子谋官食禄的敲门砖。唐宋虽有不少人精于此道，然几无佳作传世。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此评大体说清了律赋的发展、特点及弊端。

除律赋外，隋、唐、宋以及后世文人多有赋作，然几乎无专门以赋名家者，赋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新变，这就是由骈赋又逐渐趋于散化，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设渔者对智伯》等文，虽不以赋名，然承古赋之体，实质上就是散文赋。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将散文笔法、句式用入赋中，不用典故，骈散兼出，融叙事、抒情与议论为一炉，突破六朝以来辞赋骈偶化、声律化的定势，使赋又渐趋散文化，对宋代文赋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文赋 即指与俳赋相对的、不拘于骈偶、声律的赋，可以说它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宋代除俳体赋外，文赋成就颇高，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标志着文赋的更加成熟，也体现了文赋的最高成就。文赋既大体保留了“设论”的汉赋体制，又扩大了叙事和写景、抒情成分，所用语言是整饬的古文，文章骈散间用、铿锵和谐而用韵又极为自由，文赋使赋又趋向于散文，确为传统赋之变体;文赋不再拘于偶对、声律、藻饰、用典，实则与传统的“赋”的观念相去较远，难称赋体。这正标志着“赋”这种文体的发展达到了终点。南宋以后诸作，均未能再有新的突破。

散文(包括骈文)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最主要形式之一。它产生最早，是其他一切文学形式的基础;它应用范围最广，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人际交往、抒怀言志的重要工具。史官记事，哲人立论，官府文告，以及一切公私实用之文，多用散文。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散文不但体裁多样、风格多样、变化创新，形成丰富多采的发展历史，而且它与其他文学形式如诗词、戏曲、小说等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促进，对中国文学的全面繁荣起着无法取代的作用。它又是记录一切科学文化成果的最重要形式，对促进中国古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古代散文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到“五四”时期已让位于更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白话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作为文化、文学遗产、仍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