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古代舞蹈·隋唐乐舞

传统文化·古代舞蹈·隋唐乐舞

经过300年的战乱纷争，杨坚终于在公元581年统一中国，建立了隋朝，实现了和平统一，歌舞升平的景象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日程。为了显示一统国家的功绩和空前的国力，隋文帝于开皇初年(581～585)集中当时流传各地的汉族传统舞蹈、兄弟民族和外国传入的各类乐舞，共七部，称《七部乐》或《七部伎》，计有《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汉族面具舞)。至隋大业(605～618)年间又增加《康国乐》和《疏勒乐》，成为《九部乐》。为了充实宫廷内庞大的乐舞队伍，自然要从各地调集大批艺人，充实官办的乐舞机构，应付日常的宫宴演出。除此之外，为了显示中原文化的发达，一统大国的富强，每年还要调集各地的歌舞百戏和少数民族乐舞到京城长安演出，形成分裂的南北朝时代难有的空前盛况。

隋炀帝大业二年，为招待来京的突厥客人，曾征集四方散乐，各类舞蹈，进行盛大精彩的表演。以后形成惯例，于每年正月演出，表演人数多至3万。

隋代薛道衡曾在诗中描绘当时长安、洛阳元宵之夜的乐舞百戏活动：“万方皆集会，百戏尽来前：……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假面饰金银，盛装摇珠玉”。这里描绘的显然是少数民族的乐舞，同时还进行惊险的马术表演和奇巧的杂技、幻术与各种鸟兽舞：“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青羊跪复跳，白马回旋骑·忽睹罗浮起，俄看郁昌至，峰岭既崔嵬，林丛亦青翠，麋鹿下腾倚，猴猿或蹲跂”。这种广场布景变幻，大有两汉百戏演出的盛况，而种种象人表演，或蒙盖兽形，或以动作特色显示动物特点，表现了东方人体文化象形取意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薛道衡这首题为《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中提到“盘跚五禽戏”的表演，这就是东汉华佗创造的五禽戏。显然这套导引保健体操，至隋代已成为人们表演和喜闻乐见的节目。这也反映了东方人体文化综合性的健体养生性和艺术表演性融于一体的特色。

隋炀帝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耗费了大量财富，加重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这自然激起了社会的反抗，建国不到四十年的隋朝，被李唐王朝取代。

唐朝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文明蓬勃发展时期。唐代舞蹈文化灿烂辉煌，达到了峰巅时代。唐代继承隋代的设置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宫廷的各种乐舞机构，如教坊、梨园、太常寺，集中了大批各民族的民间艺人，使唐代舞蹈成为吸收异域优秀文化和传播东方文明精华的博大载体，为亚洲各国东方人体文化的交流和丰富发展，起到了奠基建业的作用，它的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任何时代(图202)。

唐人自尊自信而又宽怀的恢宏气量，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体脑并重，人体文化修养的普遍重视，既反映在文武兼修、爱剑成风，也反映到舞蹈活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宫廷，下至市庶百姓，在节庆和宴饮中，能歌善舞成为受人尊敬的修养，舞蹈既是人们乐于欣赏的表演艺术，也是人们抒情自娱的最好方式，正是在这种普遍的舞蹈文化修养的沃土上，才产生了当时在世界艺术史上都享有盛誉的名舞佳乐。技艺高超，精美绝伦的表演性舞蹈及宫廷燕乐舞蹈，不只节目内容丰富，而且影响深远。由于广泛的普及和精湛的提高，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辉煌灿烂的空前绝后的唐舞盛况。

唐舞的普及首先表现在“自舞成风”这一点上。唐人把舞蹈视为抒情自娱和展示才华，表示礼节的一种手段，这与宋明以后视舞蹈为低贱，成了鲜明的对照。能文能武，能歌善舞，成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欣赏和自豪的文化修养。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排练声势辉赫的《破阵乐》，成为这位开国之君，文治武功中彪炳千古的一项;素被视为“中兴之主”的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一位善作曲、能伴舞，多才多艺的风雅皇帝。唐代的后妃中善舞者更多。杨贵妃就是位造诣高超的古代舞蹈家，她所以受到唐玄宗的宠爱，除了她的丰姿美艳外，还在于她的能舞善歌。据传说，她以善舞《霓裳羽衣》称绝一时，被历代诗人墨客吟哦，已名传千古。她还善舞《胡旋》之类少数民族舞蹈。

唐代不少皇室成员都能歌善舞。高宗女太平公主，曾在皇帝面前起舞求嫁的故事(事见《新唐书 · 太平公主传》)，说明这位公主的即兴舞蹈，以舞传情表意的技巧已经甚高。舞蹈可以是表述心愿的工具，也可以是致敬的礼仪。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再婚时，太平公主就曾与武攸暨起舞向皇帝致敬。(见《新唐书 · 安乐公主传》)。

有时候高超舞蹈修养还会得到皇帝的特别青睐，安禄山就是因善舞《胡旋》而受到唐太宗和杨贵妃的喜赏。贵戚武延秀因善为突厥歌和《胡旋舞》而获得公主喜爱，得为驸马。

《全唐文》记载的郑万钧所撰《代国长公主碑》上，记录武后寿宴时，皇子皇孙以舞娱亲的情况：“圣上年六岁，为楚王(指玄宗)，舞《长命》，口口口年十二，为皇孙，作《安公子》(歌舞大曲)，岐王年五岁，为卫王，弄《兰陵王》： ‘卫王入场，咒愿神圣，神皇万岁，孙子成行’。公主年四岁，与寿昌公主对舞《西凉》”。这些年幼的皇子皇孙，诸王公主，已能在宴会上表演名盛一时的舞蹈，一方面可看出当时舞风的普及，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室子弟受到优良的乐舞教育。

公卿大臣在宴席上起舞的事例在唐史中亦多有记载：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宴功臣士女于庆善宫南门。李世民忆起往事，感慨系之，父老们就争相起舞向皇帝祝酒(事见《旧唐书 ·太宗纪》)。唐中宗与近臣学士们宴饮时也有令他们各逞艺能，作即兴表演的故事。据记载有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事见《旧唐书·郭山恽传》)。僖宗的宰相李蔚，为向韦昭度请罪，也曾亲舞《杨柳枝》，引韦入席。这些高官显宦，如果不是有着熟练的舞蹈修养，怎么能在皇帝面前即兴起舞呢? 从唐代诗歌中保留了那么多诗人吟咏乐舞的诗篇，也可以看出唐代社会对乐舞艺术的普遍喜尚，和极高明的艺术鉴赏能力(图203)。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一位即兴舞蹈家。他善于剑舞，在诗中上百次提到他“起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弓”，“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以剑舞抒情言诗，寄托壮怀的情景。诗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千古绝唱，更成为中华艺术史上一篇重要的诗证。

唐代舞蹈文化深入人心的第二方面就是节日歌舞成为全民参加的重要游乐。自从隋代统一，国家出现安定局面，正月元宵节之夜，盛装走向街头歌舞百戏官民共乐的传统就开始了，至唐代，更为发达。唐代皇帝为示与民同乐的升平盛世，曾年年组织元宵节的歌舞活动，历史上有名的群众歌舞《踏歌》被提倡推广起来。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宫廷组织了几千女子的《踏歌》队伍，除了上千名宫女外，又从长安(西安)、万年(今临潼)两地选了上千名良家妇女，金饰银钗、罗绮锦绣、珠翠满头地在宫门外的灯轮灯树下，手袖相连、踏地为节地舞蹈了三日三夜，成为千古盛况(见《朝野佥载》)。

除节日的《踏歌》外，日常民间也常有即兴的《踏歌》活动，是民众男女都喜好的自娱歌舞，这从唐代诗人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刘禹锡有题为《踏歌行》的诗作：“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储光羲的诗中亦有“连袂踏歌从此去，风吹香气逐人归”的佳句。最有名的则是李白那首《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可见这踏歌之舞在大唐之世，朝野南北，皆为民风民俗之习尚。

唐舞深入民众的第三个特点是歌舞艺人的表演普遍，或街头、广场，或酒肆庭堂，都有艺人献艺的记载。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中就记载公孙大娘与其弟子李十四娘在相隔近五十年的两次舞《剑器》的盛况，一次是在河南郾城看公孙氏的广场表演，观众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团团围住表演场地，有的还登高而望，故使杜甫有“观者如山”的感觉。常非月的《咏谈容娘》诗，也描写了这种街头表演的场景：“马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

唐舞的深入民众还表现在宗教祭祀乐舞的发达上。敦煌遗书中就有寺院佛事活动中表演舞蹈的记载：斯坦因 ·3929写卷中，董保德等建造《兰若功德颂文》有：“白鹤沐玉毫之舞，果唇凝笑，演花勾于花台”的文字，从中可以看是运用传统的象形舞蹈《鹤舞》与《花舞》礼佛、娱人的情况。

自古即兴盛不衰的祭祀巫舞，至唐仍极兴盛，从巫舞成风的巴楚之地，到西北荒村都有此风。这从唐诗中可见端倪。裴谓《储潭庙》诗中，描绘了农民临潭祈神降雨的祭祀活动，内有“女巫纷纷堂下舞，色以授兮意似与”。李约的《观祈雨》诗亦有迎龙歌舞的记叙：“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王睿《祠神歌》“迎神诗”有“蒲草头花椰叶裙，蒲葵树下舞蛮云”，显然描绘的是南方巫舞之情。两次被贬南国的诗人刘禹锡在《阳山庙观赛神》中描写了荆楚自古流传的巫舞之风：“荆楚脉脉传神语，野老婆婆起醉颜。”王维《凉州郊外游望》一诗则描绘的是西北边陲凉州城外的巫舞之风：“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婆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

唐代宫廷的《驱傩》(即面具神舞)沿续汉代宫仪，规模亦极盛大。正是这种全民族的，普遍的人体文化的修养和自舞成风的基础，才创造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缤纷闪烁的唐代高超的舞蹈艺术，并远播东亚与西域，成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宝库奉献的明珠玉圭。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在熟悉《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之外，亦应当熟悉唐代舞蹈的辉煌成就。

唐代除了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娱与民俗舞蹈，最能代表唐代舞蹈艺术水平的是大量的技艺高超的表演性舞蹈。这类舞蹈品种、名目的繁多，堪称古代之最，有记载可考的舞名就有100多个。尤其可贵的是，唐代舞蹈较前代有了更为细致的分类法。有按风格、特点区分的“健舞”与“软舞”类别;有以结构的严谨和统一归类的“歌舞大曲”;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戏;有以用途和表演方式归类的用于宫廷朝会、宴享的《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这里的每一类都包括着丰富多采，名传千古的舞蹈节目。

除了“健舞”、“软舞”、“大曲”、“歌舞戏”外，唐代还有不少不能归类，然而亦极有影响的名舞。如表现仙女的舞蹈，自然以归类为“大曲”的《霓裳羽衣舞》最为著名，但亦有类似的舞蹈名盛 一时，像赞美龙女的《凌波曲》，就曾由盛唐著名舞人谢阿蛮依曲编舞表演，体态轻盈，如龙女凌碧波而呈妙舞，甚得唐明皇与杨贵妃喜爱。另外还有唐懿宗宠爱的伶官李可及编创的《菩萨蛮舞》 (又称《四方菩萨蛮队》)，是表现佛国仙女的美音妙舞的。从敦煌写卷保存有不少《菩萨蛮词》来看，当时这类舞蹈也是很兴盛。其他不在归类的名舞，如《何满子》、《叹百年》等，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综观盛唐各类舞蹈，大体可有以下部分：

一是继承前代传统舞蹈，并加以发展的，如《九部乐》、《十部乐》中的“清商乐”，《立部伎》中的《安乐》、《太平乐》，“软舞”类的《乌夜啼(起于南朝宋代)，“歌舞大曲”中的《玉树后庭花》(起于南朝陈代)，“歌舞戏”中的《踏摇娘》、《兰陵王入阵曲》(以上皆起于北齐)。

二是以国名、地名、族名为乐部或舞名的乐舞，如《十部乐》中的《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等。这里不少乐舞是吸收西域各地的民族乐舞加以改编或直接移植的。

第三类即是众多的唐代新创的乐舞，如吸收传统武舞的《破阵乐》、《大定乐》，以及有名的《圣寿乐》等。唐代新创的大曲，是音乐、舞蹈、诗歌三者结合的大型多段体乐舞套曲，很多是唐代新创节目。唐人崔令钦《教坊记》就列有唐大曲46种之多。

盛唐乐舞确实可称熔南北技艺于一炉，集中外文化于一体。当时的长安城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名城，五方杂处，诸艺交汇，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而以乐舞为主导的人体文化则成为最博大的文化载体。

容纳外国乐舞，共祈庙堂，自古使然，早在周代宫廷即有四夷乐的设置，但隋唐时代的吸收却是空前规模的。隋、唐宫廷的燕乐，由七部乐、九部乐，至盛唐增至十部乐，以中原乐舞为主体，而大多数的乐舞都是外国和少数民族的异域文化。据《新唐书·礼乐志》，这十部乐为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高昌等伎。十部乐舞中，除了燕乐、清商为中原乐舞，西凉为这种结合的产物，其他七部都是外来乐舞，南至印度支那，北到今天苏联境内的撒马尔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钦定为宫廷燕乐的伎乐外，还有四方献来的乐舞。唐朝的剑南节度使韦皋就是位善于运用乐舞文化，促进唐帝国与兄弟民族和睦相处的人物。贞观十六年他带来以《南韶奉圣乐》为主的云南八个城国的乐舞到首都长安献乐演出，影响深远。随后，骠国又来献乐，骠国即今缅甸中部，由于与天竺国近，又崇信佛教，其乐舞则有不少表现佛经的内容。根据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先生在其《中国舞蹈史·隋唐五代部分》对《骠国乐》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十二首乐舞中，除了《佛曲》、《笙舞》、《宴乐》外，多数都是象形取意，拟鸟摹兽的舞蹈，如《白鸽》、《白鹤》、《孔雀王》、《野鹅》、《斗羊胜》等等，这无疑对东方人体文化的形成丰富起了一定作用。

盛唐不只宫廷选用异域乐舞，民间也极喜爱，如传自康国的胡旋舞，得自石国的胡腾舞，和源于怛罗斯的柘枝舞，都曾经是贵戚富豪和市庶百姓同喜共悦的节目。汉唐时代的中国人不只喜爱汉赋、唐诗，也是人体文化修养极高的人民。不只李白等艺术家动辄“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一般百姓和兵士也都是爱“起舞莲花(剑)、行歌明月(弓)”的。

率兵出征的将军或执节通好的使臣，除了带回异域的珍宝、友谊，还总是以学来异域的乐舞为荣。天宝年间封常清西征，就从今天新疆的轮台县学会一种乐舞，加工后即名轮台舞，在长安流传一时。后被日本的遣唐使学会，移植东瀛，亦名轮台舞，深受日本贵庶喜爱。中华乐舞对紧邻的朝鲜和越南的传播更为直接。

汉唐灿烂的乐舞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光辉的篇章，而她作为吸收异域优秀文化和传播中华乐舞文明的博大载体，也在亚洲人民友好交流史 上，写 下了不朽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