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国民俗·风水

传统文化·中国民俗·风水

风水之学属于中国传统术数，主要用来指导人们如何选择和确定阳宅(住宅、宫室、寺庙、村落、城市等)和阴宅(陵墓等)的位置、朝向、布局、营建等等。

风水的完整概念出于宋代，但在历史上的演变则经历了以仰韶文化遗址为标志的发生期;以秦汉时出现、后亡佚了的《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为标志的雏形期;以唐宋时《宅经》、《葬书》及形成风水流派为标志的成熟期;以明清时皇室重视、民间讲究的鼎盛期，以及后来的衰落期。其风水理论基本上按照两条线索发展，即以秦汉时《堪舆金匮》、唐宋时《宅经》为发展线索的理法派，和以秦汉时《宫宅地形》、唐宋时《葬书》为代表的形法派。明清时期，官修与民间多如牛毛的风水书，都沿着这两条线索发展。

旧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座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房屋基址大都向阳，居住与墓地已经分开，这种“近水向阳”的布局、阳宅与阴宅的分离，正是后世孜孜以求的基本的风水模式。作为风水之学发生阶段的物质标志，同样也可以折射出这种物质条件下的意识观念。从人们最初将尸体弃之荒野，到有墓地安葬，标志着这时已经有了鬼灵观念。人们认为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变成了鬼，将保佑氏族的鬼称为善鬼，将干扰氏族的鬼称为恶鬼，由于畏惧鬼才有媚鬼或驱鬼。人们忧心忡忡，于是找到了获取安慰的麻醉剂——占 卜。在农事、狩猎、征战等一切方面都要通过占 卜来决定行为的起止。人们称这种在建屋前进行占 卜以判明吉凶的活动为“ 卜宅”。“卜”，将龟壳焙裂而观其纹象，判明凶吉。卜宅最初多用于聚落和城邑的选址与建造。如卜辞所记：“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五八三)。这种占 卜建筑的方法，周人亦大量采用。如古公亶父迁岐时有“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 · 大雅 ·绵》)。这时的卜宅，只停留在动土兴建的时间、地点、范围，还未涉及如何兴建，因此，将卜宅划分在风水之学的发生阶段。

风水之学的雏形阶段的标志是相地术、相宅和风水理论书籍的出现。唐代王瓘撰写的《轩辕本纪》记载：“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乌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旧唐书·经籍志》所录《青乌子》载有所谓相地术：“相地得宜，则宅邑平安，人丁盛旺，子孙多福;相地失宜，则宅邑闹鬼，衰败萧条，殃及子孙”。相地术在《诗经》中有多处记载，说明相宅、相地术缘于部落迁徙。《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隰，复降在原。”“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幽居允荒”。商代都城殷，从河南商丘迁至安阳小屯，恰处河流的环抱之处，即位于河流的凹岸，应了后世所称的山环水抱必有炁的风水原理。这时因部落迁徙而兴起的相地相宅术，已经具备了背山面水的模式。汉代时出现堪舆概念。《史记·日者列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看来，堪舆家是诸多占家流派之一。许慎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堪，天道也，舆，地道也”。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指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也”。表达了堪舆家追求天地人协调的理想。堪舆家还对其他事物进行占卜，只是占卜建筑的凶吉占据了堪舆术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堪舆逐渐成为风水的代名词。《汉书·艺文志》录有《堪舆金匮》、《宫宅地形》两部有关阳宅的风水著作，早已散佚，其理论只能侧面猜测，因此，不能说秦汉时期已经是风水发展的成熟期。秦汉时期风水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将哲学与天文学的有关理论融入相地术中。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八卦等盛行，它们既是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又是用来判明凶吉的基本推算原则。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之变化被认为是风水预测凶吉乃至 一切事物变化的最高原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以及“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附会上五行的属性，从而发生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将五行配以方位与四季：“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是故居木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堪舆家们还将天干、地支、纳甲等统统吸收进来。汉代六壬盘正是汉代风水理论的物质体现。六壬盘由上、下两盘同轴重叠，上者圆形称作天盘，下者方形称作地盘。天盘的正中是北斗七星，内圈是十二月又称十二位神，外圈是二十八宿;地盘分三层，八干四维、十二支。二十八宿这种总配合是人们头脑中宇宙模式的缩写。有人推断，《堪舆金匮》的主要内容是六壬，也是后世风水两大流派中理法派的主要理论基础。而《宫宅地形》中相地与相宅的部分，可称得上形法理论的始祖，这是一部春秋、战国以来关于考察山川地形、选取城市、宫室位置的经验总结的书。

风水之学成熟于唐宋时期，以现存《宅经》、《葬书》及风水流派的形成为标志。《宅经》作者不详，其著述时间估计最早为隋朝。《宅经》的观点与汉代《堪舆金匮》的六壬术相似。“其法分二十四路，考寻休咎，以八卦之位向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戌为阴。阳以亥为首，巳为尾。阴以巳为首，亥为尾。而主于阴阳相得，颇有义理”。“在术数之中犹最为近古者矣”(《四库全书总目》)。

这一时期的阴宅理论书籍，以《葬书》最为著名，此书被后世推为风水的经典。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考证，《葬书》是出于宋代人之手。“风水”二字最早见于《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见，风水概念在宋代才出现。《葬书》中最重要的观点便是炁(气)。“葬者原其起，乘其止”，认为死者的生命由气而生，由气而止。这里的气则不仅是新兴而茁壮的生气之意，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气。《礼记·祭义篇》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孔颖达《疏》说：“人生时，形休与气合共为生，其死则形与气分，其气之精魂发扬升于上为昭明者，言此升上为神灵光明也。”即魂气一体。所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周易·系辞上》)，是指精气为魂，游魂化气，魂气一体。这种观点推至极端，气不仅是灵魂的本原，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此种对气的哲学解释也反映到风水理论中。风水理论中的阳宅选择要求富有生气，生机勃勃。阴宅也追求生气则与人们对气的观念、生命的观点相联系。在托名郭璞撰述的《葬书》中，并不因其把气看成是生命的根本，就把它说得玄而又玄。《葬书·望炁篇》具体描述了炁场吉地的景象：“烟炁腾绕，皮无崩浊，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腻石润，如此者其炁正钟聚不止。”通俗地说，大自然中生机勃勃的地方，就是炁场好的吉地。人们对吉地的选择，是希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充实自身。据现代研究者认为，人的生命细胞是螺旋S形曲线。山环水抱的好炁场与人的生命细胞形式一样，这时，人的小炁场就与宇宙的大炁场同步，人就会借助山川、河流、树木等大自然的生命力，增强自身的活力。可见，风水对炁的追求，正是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具体化。如何聚气，《葬书》中又有“葬风得水说”，即“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由于气是炁的载体，气遇风则散，气界水则止，所以，人们选择山水环抱、避风处建宅，使风变得和缓又流通，则可聚气，这也是风水师们煞费苦心，精心设计的目标。既要达到“藏风得水”，就免不了对“形势”的审视。“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行止，是为全气”，这一条也是阳宅理论中觅龙的主要方法之一。有了“形势”，还需定出格局，“四灵说”就是实现聚气、藏风、成势成形的模式。“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即“凡住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池塘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也”。

风水之学在唐宋时期已形成形法与理法两大流派。早先由于晋室东渡，中原世族避乱江南，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在东南形成以江西、福建为中心的形法派与理法派。形法派江西派的代表人物是杨筠松，此人不见史传，《宋史·艺文志》称杨筠松为杨救贫，“亦未详其始末，惟术家相传，以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官。”托名杨筠松的风水著作是《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撼龙经》专言山龙脉络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各为之说。《疑龙经》上篇言干中寻枝，以关局水口为主。中篇论寻龙到头，看面背朝迎之法。下篇论结穴形势，附以疑龙十问，以阐明其义”。形法理论，指住宅外部视线所及甚至不能及的山川地势的配属，何方有山，何方有水、道路等，其要点可归纳为“地理五诀”：即龙、穴、砂、水、向。对它们的考察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唐宋风水的理法派即福建派的代表人物是王伋。王伋，名王赵卿，南宋时人。代表作有《二宅赋》、《行年起造九星》、《宅心鉴式》等。理法派理论，是汉代《堪舆金匮》、唐代《宅经》的继承与延续。依《周易》原理，以阴阳、五行、八卦、十二支、天星等的配合为理论支架，其理论驳杂晦涩。

明清时期为风水之学的鼎盛时期，风水理论也发展到极点，风水活动遍及民间与皇室。皇帝的青睐使风水理论“正规化”，如官方组织编撰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都收录了风水著作。《葬书》、《宅经》、《撼龙经》、《疑龙经》被奉为风水理论的圣典。明清时风水理论的代表作有《天机素书》、《地理玉函纂要》、《天玉经外传》、《九星穴法》、《玉尺经》、《地理大全》等等，民间风水著作纷纷出笼，有的托名贤者古人，有的则标榜仙师、异人，迷信色彩愈演愈烈。明代的风水流派仍分形法与理法两派。明代风水理论的总则为：乘气，“凡地气，从下荫人，力深而缓，天气煦育人身，力浮而速。故阳宅下乘地之吉气，尤欲上乘天之旺气也”;聚气，“顺阴阳以开辟，水局门向，纳天气也”;顺气：“顺阴阳之气以尊民居”;界气，“四正四隅，八方之中，各有其气，气之阳者，从风而行，行之阴者，从水而行。理寓于气，气寓于形”。使风水具科学色彩的，是始于晚唐，盛于北宋的风水罗盘，它集阴阳二气，八卦、五行之理，河图、洛书之数，天星卦象之形的大成，将天、地、人通过气、理、数、形等建立起类比关系，并以此判断三者是否协调，将天文学的天干、地支等，地理学的地形、地貌，哲学的阴阳八卦结合在一起，是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典型代表。北京故宫，是明清风水实践活动的结晶。故宫外有护城河，宫内玉带桥下有小河。双曲水环，气界水止，炁场极好。宫后有“玄武”即山丘，那景山正是玄武的象征。皇帝寝室只有十几米大，而且双层帐子围着，聚炁效果十分好。各大殿中的大镜子都分明对着某一个门，以折射冲进来的邪气。

近现代，官方的禁止使民间的风水活动逐渐衰落，但并未消声匿迹。民间的风水活动，除一些基本的选址、相墓等活动外，只是一些粗浅的处理，没有新的风水理论诞生。风水并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它对中国建筑方面的贡献如宅基选址上的朝阳、通风、用水、排水等，对城市规划、庭院组合等，都是比较大的。风水对科学的贡献如六壬盘的出现、气象学、水文学、经济学等，风水对美学的贡献如屈曲生动、端圆体正、均衡界定、谐和有情等，都是不容抹煞的功绩。当然，风水中的迷信成份是应当剔除的，如吉凶说、葬先荫后说等，都应当受到批判。